看着哈尔滨六警察打死大学生案的审理报道，感觉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一说，就是在这次法庭审理过程中，控方出示了哈尔滨警察打人录像。而在以往公安机关和媒体的数次出示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那一段都被删除了。
这其实涉及到侦查工作和起诉工作中取证的原则性问题。按照法律规定，为了客观查明案情，侦查、审查起诉机关应该全面收集证据，即除了收集能证明被告人(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外，对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也要一并收集。
但现实往往与法律规定相反。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也好，审查起诉机关也好，大多是只一门心思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证据。即便是发现了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也是故意不收集，或者藏起来，放在“内卷”里，让辩护人和法庭都无法看到。在我本人代理过的案件中，已经多次出现这样的事情——有利证据想交上去，侦查机关都不愿接收;或者在庭审中无意间发现公诉人的案卷中，还有那么多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公诉人根本没有打算拿出来。
林松岭案件代表了另一种取证的不客观性。就是在侦查机关想包庇某人时，对发现的有罪证据，又会刻意隐瞒。想当初，在全国人民面前，办案人员指着录像说，你看你看，死者又打警察了。录像中最后一段林被警察打死的镜头，却被办案人员给“忽略”了。
要不是这个案子搞的全国沸沸扬扬，领导下决心公正办案，真的很难想象那段关键录像还能不能找到。而关键证据“失踪”的先例，则比比皆是。一切为了办案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法律的公平。
不知道有多少的案件，虽然已经审结多年了，但在未曾公开过的卷宗里，有着与公诉人在法庭指控时相反的证据。它们躺在办案机关的铁皮柜子里，默默无语。
我们能否在立法的细则中设立这样一种规定，就是对没有全面、客观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审查起诉人员，要追究某种形式的责任?无论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只有“遗漏”了，就要追责，否则难以遏制这种片面取证、歪曲事实的做法。
这个案件审理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鉴定人员出庭作证了。唉，我代过那么多的刑案，对法医鉴定结论也提出过那么多的质疑，但法庭从来没有同意过让鉴定人员出庭作证，没有人来解释对鉴定结论的合理怀疑。法律上严格的程序规定，对法庭来说似乎只是个参考消息。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林松岭案件有幸啊，成了“样板戏”，能真正较为严格地按照法律程序来进行。但翻过头来看看，能成为样板戏的又有几何?而且，要命的是，这还不能跟人家林家学，学的不好就会象东施一样崴脚了。因为没有谁能满足“公共场合、警察、录像、媒体关注”这些条件，没有这些天时、地利、人和，就肯定咋呼不起来的，就会被很EASY地“暗箱”了。
当然，老百姓这么想样板，也是没办法，因为法律不说话，就象铁柜子里那些被尘封的证据。
(作者:赵运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