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助理秘书长杜芳慈表示，北京汽车尾气排放从来不是首要污染物，目前在国际大城市里汽车的污染问题已经解决得非常好。北京淘汰了３０万辆黄牌车，汽车污染就减少了一半；现在北京有机动车３５０万辆，即使再增长３０万辆新车，北京天气也不会比现在差。国际上有个通则“二六原则”，即２０％排放最差的车占总排放量的６０％，我们只要把２０％的车做好了，污染就能基本得到控制。
同时，杜芳慈表示，一些管理措施的提高也能有效提高交通能力。例如可以倒计时的红绿灯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能够大大提高路口的通行能力，国内很多城市都在普遍使用，但北京还没有。平安大道上行人过街的自助红绿灯比十字路口红绿灯还多，这完全可以通过修地下道解决，“这些事做了，北京的拥堵问题我想会得到大幅度改善，甚至不做限行也问题不大。”
单纯限制性措施受到质疑
左图和右图分别为2007年8月16日8时许和17日8时许在北京东四环小武基桥拍摄的车流。2007年8月17日，北京开始实行为期四天的机动车单双号出行交通限行措施。新华社发
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在一个时间段内长期执行，五日限行措施在开始实行之初就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其中包括对其合法性，以及可能引起的一些细节问题的质疑。
对此，北京有关部门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也在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例如从２０日开始不单是救护车，普通车辆用来送病人的，民警了解了情况后也没有对其进行处罚，外地短期进京车辆不在处罚之列、一个家庭多辆车同时限行可变更号牌等。
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所长史其信认为，单双号限行不是一个长期的常态的管理政策，只是临时性的、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方法。他建议，全社会无论是有车族也好，无车族也好，都应从生活环境改善这个角度考虑，尽可能的树立起绿色出行的理念。
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大改善百姓利用公交出行的服务。如果北京市能够打造非常完善的公交系统，到时不用政府强行规定，百姓也会自觉选择公交出行的。
而对于另一个更加深化的强制性措施－－车辆总量控制政策，尤其是“北京今后一年只发１０万辆车牌”的传言，史其信表示，总量控制并不能达到缓解道路拥堵的目。
以上海为例，车牌拍卖的方式并没完全控制住上海的拥堵，很多上海车是在江苏、浙江等一些城市上的牌。目前北京家庭对汽车的需求很大，在北京买不到就要到外地去买，而北京是一直执行汽车放开的城市，如果突然实行紧缩政策的话一定要拿出充分的理由。同时，如果控制汽车上牌照，为应对很有可能出现的外地牌照满天飞的问题，就还要研究外地车牌在北京使用的相关政策，这无形中又给交通管理增加了成本。
与控制汽车总量相比，史其信表示，应把它改成控制汽车出行的总量，即买车不限制，但是想办法引导车主少开车。因为车辆增加是经济发展所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史其信认为，当政府为百姓创造出方便快捷的公交出行方式后，大家有车是必然的，但用车则不一定会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