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历史上长期存在性别争议
北京奥运会指定性别鉴定实验室有关负责人之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WHO人类生殖健康培训研究合作中心田秦杰副教授介绍，奥运历史存在众多“性别”问题运动员。
他介绍，1896年，首届奥运会于雅典举行。当时没有女子项目，自然不存在性别争议问题。但从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起，女性被允许参加奥运会并成为正式参赛运动员后，性别争议渐渐引发。
1932年，波兰女运动员斯坦妮斯洛娃·瓦拉谢维奇创造田径女子百米世界纪录，并夺取了奥运金牌。当时就有人对她的性别产生怀疑，但由于性别检查并没有列入奥运会内容，此事不了了之。1980年，移居美国的瓦拉谢维奇在一次意外事故中被人枪杀，尸体解剖时法医发现这位“女飞人”原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儿。
1964年，波兰运动员埃瓦·克洛布克瓦斯嘉先在女子百米短跑中夺得铜牌，之后又和队友打破4×100米接力世界纪录，摘得这个项目的金牌。但在1968年却被查出性染色体不合格，成为首位没有通过性别检测的运动员。
由于性别争议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为焦点，甚至已经影响到奥运会本身的公平性，国际奥委会决定从1968年第19届奥运会开始，对女运动员进行性别鉴定，后来历届奥运会沿用了这一做法。
但是，关于运动员性别的争议并未结束。1985年，西班牙跨栏女选手帕提诺参加在日本神户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时，被检查出带有Y染色体。之后，这位西班牙女运动员多次要求用更为科学的方法对其性别进行测试。经过3年的辛苦争取，帕提诺终于重新取得了“女性”身份。
田秦杰说，国际体坛关于性别的争议已经延续了近80年，奥运会的性别鉴定也走过了曲折反复的弯路。1999年，这个备受争议的检测制度于悉尼奥运会前终被废除。而当时废除的一个理由是：并不是所有的生理女性都有标准的女性染色体。
奥运会为何要进行性别鉴定
田秦杰介绍，鉴定性别主要基于男女运动员运动能力的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主要是男女激素水平的不同所引起的肌肉含量和分布不同造成的。其中雄激素水平与运动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导致男女运动能力差异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世界体坛，除了一些仅适应于女性特点的比赛，如艺术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外，在绝大多数项目中，男运动员无论在力量、速度、耐力、爆发力等方面都较女运动员高出一筹。
据统计，在田赛的各种项目的记录中，男女运动员成绩的差异在10%-18%，而在径赛的项目中，这种差异甚至达到了20%。基于男女运动员生理上差异对运动成绩的影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男子冒充女运动员参赛的情况，运动学家认为有必要对参加比赛并获得名次的女运动员进行性别检验。因此，国际运动协会于1966年引入性别鉴定，以确定参加女子项目的运动员的性别，维护女子竞技运动的公平性。
田秦杰说，其实人类可以从性染色体、性腺、内外生殖器、性激素、社会、心理等6个方面去分清性别。正常个体的运动员，上述6种性别的表现是一致的。任何一种或几种性别与其他性别不一致或者出现分化和发育异常都可以认为其存在性别异常。
田秦杰指出，奥运会主要关注性发育异常的运动员的性别鉴定及参赛问题，即性染色体、性腺、内外生殖器、性激素异常的情况。性别鉴定的目的，一方面是维护比赛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希望从科学的角度保护某些性发育异常患者的权利。“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能不能参加比赛，关键是看有没有占到高雄激素的‘便宜’。”
北京奥运婉拒“真女”保护“真男”
既然历届奥运会上对性别鉴定都存在着社会学和医学的争议，那么北京奥运会将采取什么方式对此进行鉴定？身体检查和妇科检查令人反感，染色体检测的准确性又存在争议，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进行性别鉴定？
田秦杰教授表示，北京奥运会性别鉴定将会比往届奥运会“更科学、更公平、更人道”。这其中的“更公平”，拥有保护比赛公平性与保护运动员权益的双重涵义。
田秦杰说，因雄激素水平与运动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北京奥运会将摒弃历史遗憾，推动运动文明，彻底抛弃运动员到底是“男”还是“女”的问题，而专注于对发育异常的综和诊断。譬如患有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真两性畸形等疾病的运动员，即使性染色体表现为女性（XX），但因为她们体内的雄激素水平高于正常水平，在力量、速度、耐力、爆发力等方面都占有优势，为了维护比赛的公平性，其参赛资格将被质疑。而完全型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患者，即使“她们”雄激素水平在正常男性范围内，染色体也为男性（XY），但因雄激素完全不能发挥作用，“他们”比女性还女性，所以应受到保护和公平对待。
田秦杰说，北京奥运会指定性别鉴定实验室将结合临床、性激素、基因、染色体四种方法对运动员的性别进行综合判定。首先进行外观上的判断，然后通过漱口和抽血等方式进行实验室检查。性别鉴定实验室专门为奥运会开设了绿色通道，承诺3天内出初步鉴定，7天内发正式报告。“这可谓非常简单和快捷。”田秦杰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