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年》特种邮票首日封首日封出现罕见错别字，“老鼠嫁女”错印成“老属嫁女”。（来源：云南日报网）
不忍卒读的阅读
长春读者董辑最近读了一本《北大文学讲堂》，温儒敏、姜涛编，定价人民币３６元。书中收有编者姜涛讲已故诗人海子的文章，姜涛是知名青年诗人和学者，董辑说，他很想看看北大知名青年诗人是怎么讲海子的。不过，比例极高的错别字等问题，让董辑读完一章便感到“不忍卒读”。董辑说，全文自３２８页到３５０页，２０几页的篇幅，粗略看来，就有９处校对问题：有的是丢字落字，语句不通；有的是引用不当，把海子诗句中有空格的地方全连上了，破坏了海子诗句的节奏和美感；有的干脆就是赤裸裸的错别字，“劈”写成“辟”，“又”写成“有”……对一本学术类作品来说，出现这样的出版硬伤是极不应该并且很可怕的。
其实，董辑所遭遇的远远不是最糟糕的阅读。据《青年报》报道，网上流传甚广的已故作家王小波的作品，被出版社集结出版成全集，结果差错连篇像盗版，仅序言就错了１７处 ，“满眼都是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一会半角一会全角”，错字讹字漏字等普通常识性错误都有，令人目瞪口呆。
去年在《百家讲坛》讲鲁迅的北大学者孔庆东，将其讲座成书《正说鲁迅》，出版不久即有读者指出该书有相当多“硬伤”，其一就是全书错字连篇。 如：“不知疲倦、不知休息、不尽人情，写呀写”，“‘左联’的金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你要不去那你就是三民主义的判徒”……
广告牌写错字大庭广众教人“放火” （来源：北京晚报）
更令读者困惑的是，作者本人在本书中有关于现在书籍质量的一番陈述：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并没有像大家今天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我们读的书不多，当然也没有读到今天那么多的垃圾书。即使在文字上，起码在排版印刷上是很难找到错的。我小时候读的书没有一个错别字，没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读者质疑说，作者既然对今昔出版物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为什么自己出书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了呢？
解剖“无错不成书”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鲁迅曾经这样批评出版商轻视图书质量：“这些错误的出现，当然大抵是看准了社会的需要，匆匆地来投机。”鲁迅的批评今天看来仍然适用，现代图书的“无错不成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看准了社会的需要，匆匆地来投机”造成的。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办主任魏芳华认为，出版单位经营思想上急功近利，漠视图书质量，是造成图书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急功近利经营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一些出版社，为了赶市场，快出书，减少审读和校对次数，甚至将三审合一，三校合一，为了追求速度而人为地省略有关出版环节。
魏芳华认为，编校人员业务素质、职业操守下降也是出版物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 魏芳华说， 随着出版社改制，用人制度也在变化，文字编辑可以大量聘用，这部分人好管理、费用低，但是因其工资待遇低、地位不被重视，所以责任心淡漠的现象也就普遍存在。而且，各类出版社不顾自身是否具备条件，争先恐后地出版热点图书，如辞书、少儿读物、财经图书等，但其文字编辑并不具备专业知识，出现了不懂英语的编校英语辅导读物，不通数理的编校数理辅导读物的普遍现象，也导致编校质量下降。
另外，目前约定俗成的出版双轨制也是图书质量无法保证的罪魁祸首之一。所谓“出版双轨制”，就是民间书商以和出版社合作或者购买国家书号的方式自主出版和销售图书。书商们出书基本上是以商业为目的的，节约成本是他们经营的命脉，所以很少在编对工作投入金钱和精力，三校、审核、问责等制度就更谈不上了。据了解，错字连篇的《王小波全集》用的是某省人民出版社的书号，实际上却是由北京一家文化公司具体操作的。
“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
鲁迅当年曾为《三闲书屋校印书籍》拟过这样的广告词：“本书屋……虚心绍介诚实译作，重金礼聘校对老手，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
图书是思想的载体、教育的工具、文化的容器。对于那些倾心吮吸书本知识的读者，有时一本书就可以影响和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可见图书对于社会的进步，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图书的质量。任何差错，哪怕是一字一词甚至一个符号的错误，都可能影响图书的传播效果和传承文化的功能。据说，钱钟书先生的名著《管锥编》初版有诸多错误，再版时钱先生诚恳检讨并亲自改错，“亦知校书如扫落叶，庶免传讹而滋蔓草尔”，表现了对读者、对后人高度负责精神。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办主任魏芳华说，要解决“无错不成书”的问题，出版单位首先必须转变出版经营思想，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牺牲图书质量来换取经济效益。魏芳华说，一个出版社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最终要靠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而不是打几个快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