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许多
打工者的笑脸
“您知道他吧？”杨卫东指了指中间展板上那张年轻的笑脸，那是孙志刚广为流传的一张照片。“他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了。我总觉得，他是替我们死的。”
国庆节那天，这个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打工博物馆，只来了一个观众。“偶然经过”的客人背着手，顺着展台看过去，未作停留。解说员杨卫东试图打破沉默。
6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日的午后，22岁的杨卫东与两个老乡正躲在深圳一间黑乎乎的房子里。时值国庆节前夕，这座著名的移民城市要清查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没有暂住证可能被遣送回原籍，这3个来自河南农村的打工者拉上窗帘，让人把自己锁在房里，想熬过这一天。
有人“砰砰砰”地拍门。3人都没出声，他们只是“从彼此的眼中看到惊恐”。趴在床下的阿黄被吵醒了，它摇着尾巴准备向门边跑，被杨卫东“一把掐住脖子”，紧接着“用被子蒙住了它的脑袋”。
等拍门声止歇，狗已经死了。几天后得知，敲门的是个老乡。
现在，杨卫东在这个名为“打工·三十年·流动的历史”的展览中担任解说员。面对花花绿绿的暂住证、务工证和劳务证明，有些“城里人”会好奇，“这些都干嘛使？”每到这时，杨卫东说，他就会想起阿黄。阿黄的故事，本该是历史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正在被赋予各种意义。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这30年要么被简化成数字翻番的“经济发展史”；要么被演绎成一段“小渔村跃升为国际化都市”的传奇；要么被物化为耸立在城市中的雄伟建筑，比如今年国庆节当天，近50万旅游者把鸟巢当作京城游的首选——显然，与一个200平方米的民间博物馆相比，国家体育场更像是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里程碑。
“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孙恒说。
参照官方2007年公布的数据，这群30年来先后被称为“盲流”、“打工妹(仔)”、“农民工”、“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已经超过2.26亿。30年过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来得及从城市的屋檐下走出来。幸好，现在拖着拉杆箱的年轻人已不再像背上编织袋进城的前辈那样默默忍受。有人试图追寻那段历史——为了记录过去，更重要的是，让后来者可以藉此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城和村
打工博物馆落脚在一个叫皮村的地方，这里位于北京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朝阳、通州、顺义三区交界处。在全村6000人口中，外地打工者占到5000多。孙恒和他的同伴们一直试图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富有生机的打工者家园。
然而村里人大都说不出这个博物馆的确切位置，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也并不关心。10多年前，村里兴建了好几座家具厂和琉璃厂，随着打工者的陆续到来，本地的农民就不再以种地为生。他们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起几栋小楼，以每间300元的月租金出租，闲时搓搓麻将，做个自在的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