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麟以前是北大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等多所院校的“特聘教授”，“是他们(北大培训中心)主动联系到我的，让我搞个项目，利用我自身的资源好招生。”张家麟说。张家麟只招到了27名学员，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00元，北大培训中心实收学员学费的72%，张家麟获得剩余28%。这样，北大培训中心拿走了63万余元，张家麟分得24万余元。“我设想的这个班很高端，不愿降低师资水准，所以自己亏损了一些钱。算上往来机票和住宿的花费，可称得上天价班了，我觉得不能对不起花这么多钱的学员，也不能对不起北大这块金字招牌。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中间供应商一样，为了赚钱，师资、课件等都得不到保证，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件。”张家麟说。
已在高校继续教育领域从业5年的张家麟自称很了解这块市场。“就那么几天课，你收人家几万元，来授课的老师也不是傻子，要价自然也高。优质的老师有限，他们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000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万……”张家麟说，中间供应商对成本的考量，也是课程质量的关键所在。“但是教育不能以盈利为主……我决定尽快起诉北大，要求它道歉，不是向我道歉，而是向学员和国人道歉。”张家麟表示。
“关系生产力”背后的沉默
张家麟租用的北大资源楼内，密密麻麻分布着各类培训机构和项目中心。许多人或许想像不到，那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大师班、总裁班，其项目中心大多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租赁小屋里。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校的网站上，多如牛毛的各种培训班，如同镶嵌在网页上的一根根“金条”。
在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高校培训市场持续火暴。《南方周末》的一则报道曾列出了2007年各主要高校继教(不包括MBA教育)盈利情况：清华大学6.9亿；北京大学5亿元；中国人民大学3亿元；浙大和南开同是过亿元的大户头……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网站介绍说，截至2007年，在该学院接受面授培训的学员人数已超过24万人次，仅2007年的面授培训人数就达到5.9万人次。
无可否认，名校的金字招牌是招徕生源的重要手段。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三局原局长洪可柱认为，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程度不高的今天，继续教育领域通过市场化运作让普通人也能分享到名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本是件好事，但是高校如果不重视质量控制体系，单纯拿它来创收或搞产业化，继续教育便异化为一种学术腐败。“高校投入很小或仅以品牌投入，就能获取最大利润，培训成为很多人取得学历的一种捷径。名校如此，在普通院校也司空见惯。其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这已经成为当前继续教育领域值得警惕的一种趋势。”身兼多所高校博导的洪可柱说。
项目繁多、虚假宣传、管理混乱，让继教领域弥漫着越来越浓的商业味道。
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是，在于博将清华大学诉诸法庭之后，当初一些和于博一样怀着不满情绪的学员们大多选择了沉默。“于博可能是想真正学点东西，但每个人去学习的目的不一样，多数就是想认识些同行。清华大学“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总裁研修班”的一位学员对记者说。她坦承，她拿到的课表上的授课老师名单确实和实际不符，“课表上有林毅夫等知名学者，一个也没来。”
事实上，在信奉“关系也是生产力”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把高校继教的各种总裁班、研修班当作了社交的舞台。北京的黄律师表示，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他怕在法庭上碰到自己不懂的理论问题，于是参加了某著名高校法律在职研究生班。“去了才发现，根本不是研究，就是一个普法班。不过，让我欣慰的是能认识不少同学，各方面的都有，将来一定有用。其实，好多人都是抱着这个目的而来。”
明知这些培训班质量缩水，隐忍和沉默成为主流，后来者趋之若鹜——— 继教领域的现状多少呈现出黑色幽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直到于博搅乱了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我打官司不为钱，只希望唤起人们对继续教育的关注，找到一剂医治高校继教病症的药方。”于博说。
在他以讼诉打破沉默之后，张家麟跟进了。“一个集团有数十个分厂，如果哪个厂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你不能以非总厂生产为理由来推托。同样的，对继续教育质量流程的管理也很重要。北大校长爱唱‘隐形的翅膀’，如果北大的继教这样下去的话，请问北大的翅膀在哪里呢？”张家麟说。 （王小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