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我给江青当秘书(第一任秘书)的时候，正是江青如“众星捧月”大红大紫的时候。那时，江青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已被列入中央负责人行列，并且排位很靠前；从当时舆论宣传的广度和力度上看，除了毛泽东、林彪，恐怕就属江青了。在“文革”十年里，对江青的宣传，大概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7年，这次以宣传江青关于京剧改革和“文艺革命”为标志，大讲江青在文艺和文化方面的贡献；第二次，从1968年3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开始，大讲江青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路线的代表，除了已有的“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外，甚至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第三次，是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利用公开1966年7月8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广泛组织学习讨论，大肆宣传江青和毛泽东在政治和生活方面的特殊关系，把江青打扮成反林英雄。其后，对江青的宣传一直还有，但说不上掀起什么高潮了。
众所周知，在“文革”前，江青除了名义上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所谓“五大秘书”之一)外，并没有其他什么实际职务。“文革”开始后就不同了。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设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江青被任命为副组长，排第二位，在中央委员、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之前。同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宣布：“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1967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改革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到这时，江青在党内、军内都有了实际职务，而且不是一般的职务。当时，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五位，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担任第一副组长，并且在陈伯达缺位时她可以代理；在全军文革小组，江青和元帅徐向前齐名。由此可以看到，江青的地位不可谓不高，不可谓不重。在政府内，江青还没担任什么职务。据曾志说，陶铸(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第四位)曾和周总理商量，说：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江青听了此议气得要命，竟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在当时，江青对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不屑一顾，那是很自然的。她甚至认为，这是陶铸对她的贬损，因而种下了对陶铸的不满和仇恨(当然，原因不止这一点)。江青当时的地位确实非常显赫。
林彪、陈伯达等公开吹捧，江青成了“艺术上的内行”
1966年1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于1月22日给总政治部下指示：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多次吹捧江青，兹举一例：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在广播学院讲话时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我没听到康生对江青有什么赞扬和吹捧，我注意寻找这方面的材料，也未找到。在当时中央负责人中直呼江青其名的，除了毛泽东外，大概只有康生了。这可能是从延安以来形成的习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表明康生对江青不尊重(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不是不怕)，实际上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远远超过和陈伯达的关系。康生对江青的称呼的确有一个变化，后来不仅称江青同志，甚至有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上，竟写：“呈江青同志亲启”。这个现象和变化，是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
至于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对江青的吹捧和赞扬，我们就不去抄录了。我们再举例看看中央报刊对江青的宣传。
《人民日报》、《红旗》的宣传，使江青成为举国上下令人瞩目的人物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翌日，《人民日报》所载“新华社十八日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简直高于总理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讯中说：“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接着是这样写的：“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最后是：“参加群众大会的各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什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这在当时看报没注意，而在今日看倒成了一个解不开的谜。但这至少反映了一点，即当时江青的地位———实际地位———是很显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