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者按：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国务院于昨日召开常务会议，强调核电发展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要求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暂停审批核电项目等。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摆在了每个人面前。本报特转载《21世纪经济报道》昨日社论，以期引起重视。
尽管日本政府试图淡化问题的严重性以安抚民众，但事态的恶化正在将政府推向问题的中心。因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核安全牵制了援救灾民的速度和精力，但政府似乎并没有在核问题上主动努力，他们过于信任电力公司的说法而在单方面提供的信息面前变得犹豫不决，也没有为最坏的情况制定最终解决方案。目前还不清楚日本内阁与电力公司需要承担什么责任，但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言论以及判断屡屡被推翻已经成为核恐怖的一部分，一定意义上这是日本官僚风气制造的灾难。
对于核电站这种要求安全至上的工程，在设计上遵循的是“防卫深度”哲学，即为所能够想象到最坏的情况设计防卫措施，然后为这套系统再设计故障解决方案，以确保即使这样最坏可能的故障发生后，核电站依然在控制之中。但福岛事故暴露了这种风险分析和工程上的缺点，即人类对发生概率很小的某些风险总是会忽略，从而不必为此制定应对计划，又或者，会发生一些人类根本无法想象到的连锁性灾难。
是次福岛事故毫无疑问将会冲击全球刚刚复苏的核能开发，或重患“切尔诺贝利综合征”。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导致了苏联、美国与欧洲全部停止核电站的建设，直到2005年全球能源供应紧张以及气候变暖问题，才将核能这一清洁能源再次推向舞台。福岛事故发生后，欧洲和美国已经在质疑与抗议声中开始检讨自己的核能规划，如果危机得不到控制，这种恐惧与质疑的气氛将使人类最重要低碳电力的利用遭受毁灭性打击。
目前，大多数运行中的核电站属于落后的技术，尽管第三代核电技术是最安全的，但世界上还没有一座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核电站投入运行。事实上，每一次事故都会摧毁一切安全性技术上的信任，并壮大全球的反核力量。这会促使天然气与煤炭价格的上涨，加剧世界的能源紧张，并将“能源政治”进一步推向极致，成为重塑全球政治格局的主导性力量之一。
但新兴市场的经济规模与能源需求日益膨胀，以风能、太阳能等为主的新能源还无法大规模取代传统能源，因此有关核能的命运可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对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国家而言，碳排放压力不大，能源需求稳定，但选民要求弃核的政治压力将会迫使他们的政府不得不暂时停止核能的开发。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增加能源供应与减少碳排放的双重压力，政府将从供应可靠性与成本角度来定义能源安全，经济增长与就业岗位排在了潜在的安全性风险之前，这些国家的选民与社会舆论也不足以影响和约束政府的核能开发，这意味核能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不会停滞并有可能成为新技术的试验场。
正如福岛事故所暴露的，一个官僚化的政府(或核能公司)与一些无法预料的意外灾难很容易酿成安全危机。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速度的热情显然会令核电站建设质量与运行监管体系的安全性要求都逊于发达国家，这将是巨大的隐患。因此，国际社会应该致力于建立一套国际体系，使各国核电站在接受国内管理的同时，也必须得到外部严格的监管。并且，各国核电站(尤其是那些可能威胁到周边国家的)需要每年发布由官方、公司与国际机构等共同检查与撰写的安全报告，通过提高透明度以及严格的监管来消除隐患。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地球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化石能源为人类使用，核能是目前唯一可替代的清洁能源，除非实现了核聚变发电技术。因此，我们现在只有提高核能的安全性极限，而不可能彻底放弃。
(本文系《21世纪经济报道》昨日社论，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