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瞩目的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昨天开始在北京召开。会议将对当前经济形势和明年宏观经济政策作出定调，而明年又是“十二五”的第一年，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次会议的核心内容加以正确的理解。
首先，抑制通胀、遏制泡沫对改善民生至关重要。在今天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压力下，“被救活”的全球金融资本，跟还没有找到明确“增长点”的产业资本一起去争夺宝贵的生产资源、生活资源，甚至高储蓄或高增长支撑的生存环境，从而导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率先进入了一个受到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和本币升值现象困扰的经济环境。这给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阶段政府救市政策集中的领域主要在一些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见效周期长、公共品色彩浓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一时闲置下来的大量产业资金尤其是民营资本，很容易在“负利率”状况下与大众储蓄，甚至海外热钱，一起挤入中国欠发达的资本市场或资源稀缺的要素市场，寻求泡沫所带来的迅速但又短暂的财富效应。但这会对“十二五”规划所提出的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严重干扰，导致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不和谐”问题。
第二，营造“民富”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对中国社会来讲，今天最大的障碍是我们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入小康社会，他们目前的生活模式就是以储蓄为主的行为方式，加工资或价格补贴等措施并没有获得理论上所预期的刺激内需的效果，反而让我们看到的是社会的储蓄在增加，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在膨胀。为此，我们需要寻找更加便捷可行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尽快完成原始财富积累，从而即使在通胀或经济周期调整的负面冲击下也能够保持较高的消费。令我们担忧的是那部分“先富起来”的群体，今天没有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所需要的内需消费力量，反而也在热衷于储蓄和金融投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还没有健全，生活成本被物价上涨和金融泡沫在推高，于是，抗衡未来通胀、不确定支出等所需要的“预防性储蓄”变得越来越强。同时，在“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除了提高个税起征点等措施外，国家还要创造各种可能的条件，丰富教育投资、住房投资、医疗投资和社会保障投资等公共品领域的投资，引导民众通过这些投资求得富裕。民众不富，就不可能创造可持续的内需，就没有企业创新的动力，而没有创新和盈利能力的企业就更加会抑制百姓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第三，打造“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增强市场活力的关键所在。今天中国内需不旺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诚信”压力，急功近利的短视获利行为还有不小的市场，这种糟糕的商业文化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失去中国社会本应该有的消费力量和就业机会以及收入增长的空间。除此之外，导致中国社会缺乏具有“自主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的原因，主要还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我们缺乏站上世界之巅的企业文化、人力资源和品牌效应，这样很容易出现同质化，甚至发展到恶性竞争的糟糕地步。目前有一些地区看上去正在积极响应政府的新兴产业战略发展计划，但由于缺乏对本地区比较优势的正确认识，所以仅仅停留在一个个形象工程的阶段，不仅难以推动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容易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二是市场垄断和市场歧视的问题还较严重。于是，常常出现资源和市场份额过分集中的大企业，因为享受着垄断利润而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而缺乏资源扶持和市场准入条件的中小企业或民营资本却面临着各种禁入壁垒，甚至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失去了做实业的动力，将其产业资本投入到了更为短视的泡沫资产上。三是我们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环境。这包括人们对假冒伪劣产品的自觉杜绝行为和政府打假的决心与力度，它的彻底解决其实也取决于“民富”的程度。四是金融等要素市场资源配置的扭曲问题。如果创新人才今天失去充分的资源保障，那么，没有商家会冒险去做自己向往而赔本的事情。美国的企业家和市场的慈善家与国家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要有本事，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而言，人人都有可能去实现“美国之梦”。所以，中国也要通过遗产税的建立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免这样的“组合拳”来鼓励更多的成功企业家投入到实体经济。尽快为民营资本开辟一个帮助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舞台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否则，它们过多的集中在金融投资领域真的会给“结构转变”的目标造成麻烦。
当然，“扩内需、保民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我们持久不懈的努力和全民齐心协力的奋斗。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将“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能轻易地把经过改革开放30年证明成功的东西当“旧”的玩艺去大刀阔斧地破除。我们仍要坚持自由贸易的理念来维护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不能用比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的政策来强制性地遏制中国企业的出口优势。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还没有完成原始财富积累的发展阶段，社会大众的储蓄偏好很难一下子改变，贸易顺差的出现便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低碳经济”这种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不能不顾及中国今天以投资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较低的客观条件。在协调“中国利益”全民进入小康社会和“世界利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负起“大国的责任”)的关系上，中国政府在内外经济利益权衡上的决断能力将面临考验。这是本次中央经济计划工作会议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保证“十二五”规划目标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