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时评家曹林在《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著文，感叹家乡“乡村老家不少当年的青壮劳力，一个个因癌症而离去，以至于村里人都感觉到这已成为一个魔咒，像一个巨大的阴影覆盖在他们心中”。恰巧，笔者因为皖中老家有事要回去处理，在乡村大约生活了一个星期，实际地体验到了“癌症一代”的悲怆。然而，除了因为劳累而患得一身病痛的宿命外，笔者还看到了更为严重的情况：因为公权力部门对话语权的垄断，骗子们打着“科学”的旗号，去讹诈那些急于治病的乡村同胞。
冬天的故乡，一片萧条，青壮年要么如我这样，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在城市谋了个糊口营生，要么在城里的工地上劳作，整个乡村只剩下年迈老人与留守儿童。进入夜晚，除了吃饭睡觉，一家所有的时间都被电视统治。然而，打开电视，除了本省以及中央一套等几个有限频道之外，就是本县与邻县的几套节目。我问父亲早先买的那台卫星接收器怎么不用了？父亲说，城里隔三差五地就要截断信号，然后每次都要到镇里花钱解码，几次之后，父亲终于放弃卫星电视。既无有线电视，又不准安装私人卫星接收器，农民只能收看几套有限的节目。
爷爷和村里许多老年人一样，最喜欢看本县电视台的节目，因为这个台经常播放一些本地戏曲。然而，我发现这个台在播放戏曲时，插播大量品种繁多的医药广告。并且，这类医药广告往往搞“活体展示”：主角就是周边乡镇的老人。广告中的药品，基本上什么病都能治，而且价格不菲。在这种狂轰滥炸下，村里很多人拿出微薄的积蓄，去买这些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各类补药。村东头的一户老人，在家人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还是偷偷跑到镇上包了辆出租车，花了差不多半年的退休金到城里买了一套所谓的“电磁治疗仪”。
那些逃不脱癌症命运的苦难同胞，在缺乏医疗保险，无法承担巨额医疗费的情况下，只要查出癌症，基本上都会拒绝治疗，直接等死。然而，只要不是花费巨大的绝症，农民还是愿意“出血”的。笔者母亲的关节不好，就曾经到镇上去买一种价格非常高的假膏药。我问母亲为何要买，母亲说隔壁那么有文化的人都买了，总之没错。母亲所说的文化人，其实就是读过高中，以前在镇政府工作，现在退休下来的一位邻居。
我每次回去，都要叮嘱母亲，只要以为占了便宜，但让你花钱的事情，要么拒绝购买，要么就先打个电话给我，问问情况。这次母亲很高兴地对我说，我的警告是对的，夏天时候的一次雷击，全村很多家用电器被雷击坏，然后就有一帮城里人开着车到每家每户，拿着镇政府的批文推销避雷器。母亲这次记住我的话，拒绝购买。接着没几天，父亲到镇上交电费，发现柜台上贴着一张告示：推销避雷器的那伙人全是骗子。
在我看来，乡村的悲怆已经不仅是房屋被随意强拆的政治权利贫瘠，以及“剪刀差”式经济利益盘剥，更有打着科学口号的文化掠夺。显然，我们很难想象那些播放医疗广告的电视台领导不知道广告的虚假性，而在雷击过后，乡镇技术人员也没有到乡村去宣传相应的科普知识。于是，在这个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骗子只要把自己的行骗身段穿上科学的外衣，不管是与电视台这种代表话语权的机构合谋，还是借着镇政府这种具有行政权的机关名义去招摇，都会无往而不胜。
无疑，这么多年来，村民自治与基层民主的意识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铺展，同时，反对迷信、讲究科学的宣传也成为乡村居民日常生活的意识常态。于是，我们经常能从乡亲的嘴里听到：电视上说缺钙容易骨折，报纸上说食盐必须加碘。显然，“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不经意间成了乡村居民的常客。然而，在民众尚无足够知识条件辨别的情况下，包装过的民粹可以变成民主，穿上外衣的讹诈也能妆成科学。
于是，除了因为政治、经济不平等外，我们将更加悲伤地看到，由于知识的匮乏，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还要经受打着科学旗号的话语操纵者们的再一次盘剥。
老家邻居的那位高中毕业生，在父母的眼里代表着权威，但事实表明，旧有的乡村精英已经难以适应知识快速翻新的时代环境。因为趋利避害的天然本性，关乎个人利益的民主选举，或许有从上到下、从下往上的多种模式。然而，在科学面前，永远只有从上到下的普及，却没有从下往上的渐进。所以，一旦权力高层有意对话语权实行垄断，文化知识便有可能成为“科学”讹诈的利器，而我的故乡，在经受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之后，第三次沦陷……
(作者系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