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
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抛洒了汗水，换回在自己看来还可以接受的报酬，自愿回乡养老了；第二代农民工揣着梦想进城，他期望更好的生活，甚至某些时候幻想留在城里，但最终可能会无奈地返乡定居；第三代农民工带着野心进城，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返乡的念头早就被抛得远远的。
或许我们可以在“农民工”之前冠以“老年、中年、青年”来指代这些不同年代的农民工。无论称呼他们什么，可以清晰看出的是，越年轻的农民工要成为市民的意愿越强烈，对公平公正的渴望也越强烈。
不光是他们自己愿意成为市民，社会也需要他们成为真正的市民。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曾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虽然完成了就业的转变，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其消费模式也没有变化。这种“半截子城市化”使得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没有真正发挥出来。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也强调，“半截子城市化”一方面使得农民工这笔巨大的人力资源财富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农民工身在城市却与社区割裂的状态将导致社会的潜在不稳定。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提出，农民工市民化是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应当成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
如果社会中某一个群体长久地受到利益损害，最终受损害的将不只是这一个群体，而是这个社会整体。农民工问题已经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
农民工市民化已然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突破口。如何做到农民工市民化？这个问题还面临怎样的障碍？
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章铮通过精心算账得出一个结论：农民工市民化的困难比想象的要严重。即使打破户籍、福利等方面的障碍，农民工成为市民依然要面对一个很高的门槛：足以在城市生活环境下养活他本人以及家人的经济收入。
在农民工收支的具体样本支撑下，章铮发现，即使考虑到最宽松的条件，也只有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具备成为市民的经济能力。
尽管城市看上去比农村美很多，但对农民工来说，做一个饿肚子的市民远没有一个衣食无忧的农民来得惬意。
高房价阻碍农民工市民化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说只有新生代农民工才有定居城市的经济能力？
章铮：进城落户是事关农民工和家庭一辈子的生命周期决策，其必要条件是农民工家庭的生命周期收入等于或者大于生命周期必要生活支出。而影响农民工生命周期收入的因素有两个：工资率(年工资或月工资)与工作年限。生命周期必要生活支出至少包括日常生活支出与购房支出两项。
我运用专门为此开发的年龄结构-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估算。如果要进城定居，在有养老、医疗保险的前提下，农民工夫妻婚后必须连续工作30年左右，其收入才可以勉强支付退休领取养老金之前年份的日常开支，同时可以购买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什么样的农民工有可能连续工作30年呢？根据我的估算，2006年时年龄在30岁以下的农民工有定居城市可能，这部分农民工约为6933万人，加上他们的家人，总量在1.1亿至1.3亿。
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青年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城市企业尽可能招收青年农民工，现年35岁以上的乡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在城市找不到工作。但30年后，当现年20到30岁的农民工年龄在50到60岁时，城市劳动力短缺导致的用工年龄上升，使他们有可能在城市工作到退休年龄，从而具备在城市定居的最起码经济能力。
日报：您刚才提到农民工夫妻连续工作30年才有可能进城定居，并且可以购买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这个应该是分不同城市吧？现在房价上升这么快，应该说远远超过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幅度。
章铮：确实，现在高房价已经成为农民工市民化的巨大障碍。根据2009年7月中山大学联合东莞有关方面的调查数据，由于性别和年龄不同，普通农民工(排除了技工和管理人员)的平均月收入在1050元到1570.35元，人均月日常开支是686.66元。
我计算的结果是：东莞农民工家庭一辈子的收入，减去一家三口的日常开支，剩下的钱可供他们结婚时购买价格为3679元/平方米的60平方米住房一套。2009年7月，东莞新房均价是6608元，二手房均价是4782元。这意味着普通农民工结婚时买不起房。如果房价保持不变，他们可以在结婚8年后买一套60平方米的二手房，或者在结婚15年后买一套60平方米的新房。
这还只是在东莞，大城市的话买房就更加困难了。有人认为，农民工市民化可以拉动城市的房产市场，我认为，普通农民工对房价的承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日报：根据本报的调查，现在农民工在城市整体的居住条件非常差，远远达不到普通市民的水平。如何使进城定居的农民工买得起房甚至是租得起房，您有什么建议？
章铮：我有三个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小户型的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建设来满足他们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普通农民工属于城市低收入阶层，其收入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各地最低工资水平的高低。为了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我建议将最低工资标准与房价挂钩。
当房价的年增长率超过一定幅度(例如5%)时，下一年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自动按照幅度上升。所谓自动，就是最低工资增长幅度不用经地方政府审批。
房价的高涨会带动地价的高涨，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最低工资上升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影响地方经济与财政收入。最低工资与当地房价挂钩，可以从对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角度约束房价的上升，从而减少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压力。
第三个建议，就是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这个建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曾经提出过，我很赞成。现在的问题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是房价太高，居住成本太高；中小城市相对居住成本低些，但是就业机会不足。
想象一下，一个农民工在北京市西城区做7~8小时的钟点工，晚上坐2块钱地铁回燕郊自己的家，路上可能花费一个多小时，时间上农民工可以承受。这样能比较好地解决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的问题，当然，这个要求政府在更高的层面做好城市建设规划。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是根据农民工可能的工作年限和收入预期计算的，没有考虑通货膨胀以及年老之后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医药费，没有考虑养老费用和房价的暴涨，子女教育也假定为全部是义务教育。
这样宽松的计算意味着，如果我说农民工进得起城，他未必真进得起城。但是，如果这样计算他都进不起城，那他就肯定进不起城。
解决问题的关口到了
日报：根据统计局2009年统计，1.4亿外出农民工中，近40%的农民工年龄在30岁以上。这批农民工怎么办？注定要被排除在市民化之外？
章铮：按照我国的劳动制度，城市男59岁及以下、女54岁及以下都属于劳动年龄人口。但普通农民工能够胜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企业用工年轻化现象，这就使得中年农民工面临一个失业的现实。
即使暂时不失业，由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从业者的体力、反应灵敏度、操作精确度有较高的要求，农民工进入中年后这些方面有所下降，收入也会相应下降。根据前述2009年7月的调查，东莞46岁以上的男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比26至35岁的男性农民工低25.2%
事实上，这一批人，尤其是30到45岁之间的中年农民工，是最受伤的一批人。他们可能20岁就出来打工，工作到35岁左右在城市就找不到工作了。你可以看看现在各地的招聘启事，普通岗位一般都是要求30岁以下。
根据农业部抽样调查，2009年春节前，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失业返乡的农民工约有2000万人。学者贺雪峰进行的调研表明，真正的受害者、回乡后就失去重新回城就业机会的几乎都是35岁以上的中年农民工。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对各省乡村劳动力的调研也表明，乡村劳动力年龄越大，越难以在城里就业，所以乡村现有劳动力以中年为主。2004年，广东农业劳动力中，36岁以上的占72.9%，重庆本乡镇就业劳动力中，41岁以上的占65.5%。
半辈子就业、半辈子失业大大减少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城市工作的生命周期收入，使他们不具备市民化最起码的经济能力。因此，农民工中年失业的问题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日报：总的来说，农民工要成为市民，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如何解决？
章铮：第一个难点就是就业，就业的难点在中年。就业的根本解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形势。2004年起，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的青年农民工出现全国性短缺，城市企业用工年龄被迫逐步放宽，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市场会逐步解决中年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现在沿海经济升级换代，缺少的是受过中等职业教育的技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加速中等职业教育与技术培训，让更多农民工成为技工，可以釜底抽薪、减少普通农民工供给量，使更多的中年农民工能够在城里找到工作。
另一个难点就是住房，关键是农民工买得起或租得起的住房条件比较恶劣，不适合全家长期生活。这两个难点解决不了，农民工就进不起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