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曾撰文表示，其2006年承诺把财产99%捐作公益的决定，令他无比快乐。盖茨夫妇近年的主要工作也是慈善事业，而非他们企业的管理。此次两大富豪的倡议，据悉已有一些亿万富豪响应。美国富豪的善举让我们想起钢铁大王卡内基那句耳熟能详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而在于右任文物被私分这起事件中，其捐赠人卓登近10年来向多个部门反映所捐文物不见下落，却不见任何回音，在事情经过媒体曝光后，竟还受到“威胁”。国人多感喟中国的企业家过于吝啬，“为富不仁”，两厢对比，让我们明白中国慈善事业落后的症结何在。
中国的慈善事业虽然比过去有所进步，但与经济的发展、富豪掌握的财富以及人们的要求和期许相比，还有相当大差距。以企业家为例，有谁能够像巴菲特们一样，把自己的几乎全部身家都捐给慈善事业？中国近年来也出现了少数致力于推广慈善事业的企业家，如余彭年、陈光标等，但多数企业家是被动地从事慈善活动，一些富人宁愿在国外一掷千金以显示自己的富有，也不愿拿出钱来救济国内的穷人，甚至还有少数富豪打着慈善的旗号干尽坏事。中国几大慈善基金会近10多年的捐赠记录表明，其中70%来自国外和港台，国内富豪的捐赠则20%还不到。另外，从普通市民来看，多数人除了在大灾大难发生后单位组织捐款外，平时也鲜见慈善行为。
我们可以把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多方面。例如，尽管经济发展很快，但财富的积累尚不雄厚，企业可用于慈善的资金不多；中国在慈善捐赠方面的税前减免制度不完善，税收政策不利于富豪的捐献热情；目前的慈善组织基本上还是政府部门的延伸，而浓厚的行政色彩多少会挫伤人们的积极性；有的富豪发家致富不是通过合法的途径，怕一捐献会引起社会对自己财富来源的关注，反而招来麻烦；以及整体的慈善文化和环境尚有待提高，等等。这些的确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有两个本质的问题却常常被人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就是慈善者的权利和慈善组织或受赠单位的公信力——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制约现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两大症结所在。
慈善者的权利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对自己所捐善款的知情权，二是对自己所捐善款的干预权。在现实中，这两项权利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干预权就不用说了，因为首先人们就得不到起码的知情权，很少有慈善组织或接受捐赠的单位，向捐款者或社会公布有关情况，捐赠者根本不知道所捐款项流向何处如何使用。上述卓登的例子就是一起捐赠人权利薄弱的典型。
慈善者权利的缺席与慈善组织或受捐单位缺乏透明度又息息相关。一个慈善组织或受捐单位是否有公信力，关键看它是否透明。遗憾的是，目前一些慈善组织和多数受捐单位的财务制度是不透明的，外界不清楚他们如何安排这些善款，是否用于慈善组织或被捐款者的自身消费。慈善捐赠的不公开、不透明，其造成的后果就是，即使不发生腐败，也会导致捐赠资金的运用效率不高。咸阳政协官员“可能”私分捐赠文物一事，不过是最新曝出的一例。而这样的事情只要发生一起，就足以挫伤人们的慈善之心，导致慈善事业产生信任危机。
所以，中国慈善事业要获得发展，既需要富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更应解决慈善者的权利贫弱和受捐单位的公信力问题。让富人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可通过政策和法律调控机制做到，但说到底，任何一种捐助都是依靠道德支撑的，要人们包括富人自觉自愿从事慈善，没有对慈善者权利的充分实现和保障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