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基督教属下的宗教组织耶稣会的传教士，将产生于欧洲的油画技艺传到中国，这已经是由实物和文献所证明了的。由于这些欧洲传教士进入了清朝的宫廷内供职，所以油画首先是在清代的宫廷绘画中出现。在供奉宫廷的数名欧洲传教士画家中，以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e，公元1688-1766年）的画艺上佳，影响较大，存世作品也最多，其中就包括了他的数幅油画作品。当然，按照郎世宁绘画的技艺来看，也就是把他放在当时欧洲绘画总体水平背景比较来看，他并不能代表那时欧洲绘画的最高水平，其他欧洲传教士画家就更等而下之了，所以当时出现在清代宫廷中的油画，其水平是有一定限度的。油画在清代的宫廷内大都用以作人物肖像和装饰宫殿，极少用以主题性绘画创作，即便是油画人物肖像也是作为绘制大幅的帝后朝服像收集素材用的，而不是作为肖像画创作来对待的。
根据以上的叙述，可以知道清朝宫廷油画作品的水平以及用途，只有在了解了以上的历史情况下，我们才能对这部分油画作品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既不会将它们捧得如何之高妙，也不会将它们贬得一钱不值。
首先，“油画”这两个字曾经多次出现在清代雍正、乾隆时代的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重要事情。这个名称是中国人根据这一画种采用油质调和色彩的特性、特点命名的，非常恰切和准确，它并不像有的美术名词是中国古代所无、而是近现代从东瀛日本的汉字中引进借用的。也就是说，“油画”这个名称在中国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了。
再则，这些清朝宫廷内的油画作品，都距今将近三百年了，欧洲油画自己的发展历史也不过五、六百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博物馆里尚能见到近三百年前的油画作品，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历史以及文物的价值。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此次展览中展出的两幅清宫油画肖像作品。这两幅油画现在均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是该院所藏若干件清宫油画中的一部分。一幅为《慧贤皇贵妃像》，另一幅为《婉嫔像》，均为挂屏形式，现分别介绍如下：
《慧贤皇贵妃像》挂屏，纸本油画，纵53·5厘米、横40·4厘米。画底是裱成数层加厚的高丽纸。画幅背后原先贴有签条，现已失落，目前是根据与慧贤皇贵妃其他的画像对比之后确定其身份的，慧贤皇贵妃，生年不详，满族人，姓高佳氏，为大学士高斌之女，雍正年间选入弘历藩邸为侧福晋，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被册封为贵妃，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去世，追封为皇贵妃，谥号“慧贤”。此图画慧贤皇贵妃半身像，画得相当精致，笔触细腻柔和，人物五官清晰，又注意体面结构和立体效果，面部的解剖十分准确，衣服的质感也很强，应当是出自郎世宁之手。
《婉嫔像》挂屏，纸本油画，纵54·2厘米、横41厘米。画底也是加厚的高丽纸，图的背后贴有一黄签条，上写“婉嫔”二字，与史料对照，可以知道她是乾隆皇帝的嫔妃之一。婉嫔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为陈廷章之女，雍正时赐弘历藩邸。弘历即位后，初赐号为贵人，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册封为婉嫔，至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晋封为婉妃，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去世，终年九十二岁。这幅油画也是半身像，画得同样十分细腻，造型准确，技艺相当熟练，从画风及水平来看，应当出自欧洲传教士画家之手，或许就是郎世宁所画。
像这样的油画肖像画，在故宫博物院还有部分收藏，如《康熙皇帝像》贴落、《乾隆皇帝抚琴图》贴落、《孝贤皇后像》挂屏、《孝和皇后像》挂屏等；另外，据笔者所见，在德国柏林的国立民俗博物馆内，收藏有单张的油画肖像十五幅，均是从中国流散出去的清宫旧物。它们是《绰罗斯和硕亲王达瓦齐》、《都尔伯特汗策凌》、《绰罗斯公达瓦》、《都尔伯特公布彦特古斯》、《都尔博伯特公巴图孟克》、《都尔伯特札萨克多罗贝勒刚多尔济》、《都尔伯特札萨克固山贝子额尔德尼》、《都尔伯特札萨克固山贝子根敦》、《原领队大臣副都统衔纳亲巴图鲁科玛》、《原领队大臣副都统衔扎尔丹巴图鲁佛伦泰》、《头等侍卫扬达克巴图鲁托尔托保》、《小金川赏给头等侍卫木塔尔》、《屯练土都司舒克丹鄂巴图鲁阿忠保》、《鄂克什土舍图克则恩巴图鲁雅满塔尔》、《绰罗斯布土舍绰尔嘉木灿》。现在德国柏林的油画肖像的作者是法兰西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公元1702-1768年）、波希米亚传教士艾启蒙（Ignatius Sickltart，公元1708-1780年）和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潘廷章（Joseph Panzi，生卒年不详）。其中的水平高下不一，以王致诚的几幅画得最好。以上的肖像画中有些局部如衣饰，可能是由中国的宫廷画家补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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