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密到决裂：毛泽东与林彪的九次冲突

9月21日，作为主帅的毛泽东充分考虑了前线将领林彪等人一再坚持的意见，发电给彭德怀，表示可同意林彪将一个旅(不是整个一一五师)暂时集中打仗，但同时指出：“如许久还无机可寻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毛泽东虽然有条件地接受了林彪的意见，但他还是担心林彪没有放弃坚持运动战的观点，他嘱咐彭德怀要做好林彪等人的工作。在上述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毛泽东以很大篇幅再次分析了敌、友、我三方的形势，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完全同意你18日电中使敌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之后，八路军总部于9月23日向林彪下达了侧击平型关之敌的作战命令。24日，林彪、聂荣臻调兵遣将，做好了战斗部署。25日上午，平型关战斗打响，一举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百余辆、大车200余辆。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平型关大捷促使毛泽东思考，以新的经验完善和补充了他关于八路军作战方针的思想。9月29日，即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八路军作战方针作了新的表述：“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战。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10月25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又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后来在><论持久战 ><中，他把八路军作战原则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毛泽东显然吸取了林彪指挥平型关战役的新经验。这说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既比别人先见一着，谋高一筹，同时又善于吸收别人的新经验，提出更加切合实际的对策。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第六次：在占领和争夺东北的斗争中，身在前线指挥的林彪屡次向毛泽东、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和建议，促使毛泽东和中央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的转变。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名干部，包括二十多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火速奔赴这块具有重大意义的黑土地。在如此强大的阵营中，林彪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这一最显赫的职务。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的战略方针是御敌于关门之内，抢先独占东北。194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指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但是，实现这一方针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官杜聿明亲率两个美械军抵达山海关，于10月25日发起攻占山海关的战役。是役一直进行到11月15日，守关的东北人民自卫军终因力量对比悬殊，不得不退向关东。“御敌于关之内”的计划宣告失败。11月15日，中央军委又电命彭真、林彪集中7万兵力，“由林彪或罗荣桓亲自去指挥，举行反攻”，最后歼灭已出关的国民党3个军。林彪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但是，参战的主力迟迟未能到位，敌军长驱直入，直达锦州城下，“决战”成为空话。林彪经过缜密的思考，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11月22日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的电报中，列举了我军的种种劣势和面临的困难之后，提出：“我有一个根本性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对敌各个击破，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人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林彪的这封避免锦州决战的电报，得到中央军委的理解和同意。但又令他调动兵力，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林彪作了部署，然又因主力部队尚未到达，这场预计的歼灭战不战而罢。11月26日，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毛泽东和中央所定的“独占东北”计划落空了。下步怎么办？在11月22日林彪的“根本意见”电报中，实际上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放弃在辽西决战的企图，我军撤往辽宁腹地，把铁路沿线让开；二是整训部队，待机再战。几天之后，即11月25日，东北局重要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也向中央提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陈云等人的意见与林彪的意见基本相同，只是更系统了。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人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正在延安养病的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林彪等人的建议。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情况下，这种根据地应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林彪、陈云等人的积极建议下，毛泽东和中央终于把党在东北的战略方针由“独占东北”改成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这一方针，为东北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七次：在争夺四平的战役中，毛泽东提出：“化四平为马德里”，“不惜重大伤亡”，“死守四平”。在前线指挥的林彪虽有不同意见，仍听从了毛泽东的决定。实践证明，四平战役得不偿失。1946年1月13日，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估计，东北地区经过谈判也有实现停战的可能。为了争取在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毛泽东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兵力“在我完全防御有利条件下(退避三舍后)给进攻之顽军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并指出“这是历史新阶段中的最后一战，将会决定东北今后大局”，“要不怕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胜利”。林彪对东北实现和平的前景以及“最后一战”的提法，是有不同看法的。1月5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提出“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东北部队目前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人之明攻”。1月15日，林彪再次致电中央并东北局，指出“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大阴谋”。林彪的基本思路仍然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是，林彪还是服从了毛泽东、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部署。林彪统率东北民主联军，依据中央决定，乘苏军已从中长铁路撤军，而国民党还滞留于西满的有利时机，在3月中旬攻占四平，4月中下旬先后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重要城市。至此，中长铁路的开原以北段全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形成了背靠北满，依据内线迎击大举北进的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态势。中共拿下四平、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城市，是为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谈判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在实际上却激起了蒋介石更大的贪欲和报复之心。蒋介石到处鼓动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在四平的决战难以避免。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4月18日，蒋军发起对四平的猛烈进攻，四平保卫战开始。在此前后，毛泽东连连电命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阻滞敌人北进，要“死守四平，寸土必争”，甚至提出“把长春变成马德里”，“化四平街为马德里”。马德里是西班牙首都，该城军民在1936年至1939年浴血奋战，顽强抗击德、意入侵，因此闻名世界。毛泽东的这些决策，实际上暂时改变了他原来制定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从“两厢”又回到了“大路”，在“大路”上与蒋军殊死争夺。开始，林彪并不认为毛泽东在四平、长春一线同蒋军死打硬拼是明智的。在四平保卫战前夕，即4月11日，他曾致电中央并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并不能消灭敌人。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