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
贞观六年12月，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纵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自古皆贵中华，轻夷狄，朕独爱之如。
——唐太宗
唐朝是中国古代一个美丽的朝代。不仅因为它疆域广大，繁荣昌盛，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唐朝人的精神风貌。不杞人忧天，诚信可爱。
《资治通鉴》中有一段记载：“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贞观六年12月，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纵谴的三百九十名死囚，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明知已被判死刑，还视死如归地回来受死，既被纵谴又无人督帅，说明就有可以逃脱的机会，生命诚可贵，求生是本能才是，死囚为何不逃之夭夭而乖乖前来受死呢？
这可以得首先从唐朝的法律说起。隋文帝时便除枭轘之惨刑，减流徒之年限，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后来《唐律》多本于隋，《唐律》固世称为得古今之平者也，隋之立法可谓善也。《唐律》不严不厉，疏而不漏，属良法之治，《唐律》在制定时也本着法务宽简，宽仁慎刑的精神进行编纂。当然这与统治者的思想不无关系，唐太宗李世民在立法方面力求宽简，由繁而简，去重从轻：“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赦令》）。“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刑法》）。且不出尔反尔，不“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官长不能尽记；又前后差违，吏得以为奸。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之”（《资治通鉴。唐纪十》）。
而且，后唐太宗还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行了《贞观律》。对死刑一再从轻，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俱死”之法。
另外，在死刑的适用问题上，唐朝遵守着严格的程序。比如上谓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盖欲思之详熟故也。而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又古刑人，君为之彻乐减膳。朕庭无常设之乐，然常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断案，唯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其间岂能尽无冤呼！”“决死囚者，二日中五复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者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杀一个死囚，得向皇帝报告三次，以决定是否实行死刑，以减少死刑，枉绝冤枉。
而且，唐太宗还规定实行死刑之日，尚食不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因为酒能乱性，音乐能使人沉缅于情感这中，不能进行理性思维，目的是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刻让皇帝进行冷静思考，以免错杀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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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历来被称为有道明君，不仅表现在他的文治武功上，更表现在他的胸襟气度上。《资治通鉴》中的一段故事让人读来不禁会为唐太宗的气度折服，更感叹死囚的诚信。
“辛末，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之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唐太宗纵遣天下死囚，约定第二年秋天来京受死，所谓“朕不负卿，卿亦不负朕”，白居易《新乐府》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说的就是这事。太宗与死囚的约定竟然坦荡如斯，难怪人们将信将疑，疑问“死囚何以能视死如归，何不逃之夭夭？”。后人关于此事的猜测，便有了或善之颂扬，或恶之流言。
歌功颂德方面认为唐太宗以一个明君的胸襟气度，同情囚犯、相信囚犯、信任囚犯让其回家。囚犯以同样的诚信回报太宗，如期自诣朝堂，所以死囚的诚信并非是无因之果，他是基于唐太宗成其孝道、夫道、父道之后，回报唐太宗。死囚无一亡匿成了唐太宗的明君之道，贤人之道，王者之道。死囚的诚信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因衍生出来的。
恶评者以欧阳修为代表。欧阳修撰《纵囚论》短文，抛出鲜明观点，以严密论证矛头直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是为了博取贤君之名，太过虚伪。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