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诸葛亮之用人，并非或者起码并非全部的唯才唯贤，而是以集团利益为其基础的。他的政治斗争能力一流，是勿庸置疑的。
都说诸葛亮是大政治家，如果这个所谓的“政治”，是指政治斗争的话，我们无话可说，可要说主要指民政的话，恐怕孔明戴不上这顶高帽子。诸葛亮的运补能力不错，当他作为地方民政长官的时候，总是能给前方“足食足兵”，大有萧何遗风。可是这运补能力的背后，是靠合理地统筹安排，以及鼓励生产，还是靠的拼命搜刮，可就谁也不知道了。
诸葛亮终于爬上第一高位，当了整个蜀汉的家，收到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上，《隆中对》里提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可是被暴发户刘备一入成都，大赏军功，搞到国库空虚，虽然后来根据刘巴的建议，发放大钱，平准物价，可那只能是权益之计，长久实行，反而象饮鸩止渴一般。政治上，蜀法严苛，据说刚一出台，“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后人解释说，是治乱要用重典。可是诸葛亮治理蜀汉十二年，这些政策没有丝毫改变的迹象，经济上搞到只靠向东吴出口蜀锦来维持，他自己也说“益州疲弊”；政治上一味高压，人才雕零，学术萎缩，连本史书也没有留下——害得身为蜀人的陈寿，苦于得不到足够的史料，竟然写作《蜀书》，是《三国志》中最薄的一卷。一味秉持旧法，毫不应时改变，诸葛亮能算大政治家吗？
也许，诸葛亮故意维持这种“战时格局”，是为了积聚力量，等北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再加以改变的。可是一则最终北伐也没有成功，他就算有这个心，也成了梦幻泡影；二来讲论历史不能靠猜测，没有体现出来的东西就不能说它有，诸葛亮就算把他的长远计划天花乱坠写将出来，也多空想的成分，没有实行，谁也不能说肯定成功，从而给他戴上大政治家的高帽子。
后主建兴三年春（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据说因为运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策略，“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资治通鉴》还说：“终亮之世，夷不复反”。这历来都被作为诸葛亮治政和用兵高明的一大佐证。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史书，虽然大多数作者的治史态度都比较端正，不会瞎加篡改，但是“华夷之别”的封建观念都是很浓厚的。他们根本不把少数民族当人看，觉得中央政权不把他们屠杀干净，就已经很算是善政了。因此，对于诸葛亮征南中，有过多的溢美之词，是可以肯定的。
南中地区，生产力低下，而诸葛亮才平定它，就“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究竟有没有搜刮之实呢？而且夷人真的“不复反”吗？《三国志》记载名臣李恢的事迹：“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锄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这肯定是有大肆搜刮的就不用说啦，查李恢卒于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而诸葛亮则死于建兴十二年，所以这次叛乱，应该是在诸葛亮生前发生的。
还有张嶷的事迹中也提到：“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焦璜……”以上两证，可以说明，所谓“夷不复反”，完全是虚构的。现在西南地方部分少数民族，还有“孟获七擒七纵诸葛亮，亮不敢再南侵”的传说存在，可见西南夷实际上对孔明的印象是怎样的。
谈完了政治，咱们再来讲军事。首先先要确定，演义上所谓的“六出祁山”及其过程，十成里有九成是虚构的。从建兴六年到十二年，短短七年间，诸葛亮四次亲统大军北伐。第一次确实出的祁山，因为被张合击破街亭，“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当年冬天，诸葛亮“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诸葛）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诸葛）亮，（诸葛）亮与战，破之，斩（王）双”。第二年，遣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诸葛）亮自出至建威，（郭）淮退还，遂平二郡”，属于策应进兵，不计在内。建兴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诸葛）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曹）真等皆还”，属于防御战，而且接触规模很小，也不能算。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兵，与魏将张合交战，射杀合”，算是撤退时候最辉煌的胜利了。最后是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出斜谷，与司马懿对峙于渭水南岸，最终病死五丈原。
史书上就是这样记载诸葛亮北伐的，他屡屡进兵，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说诸葛亮是大军事家——完全没有成功的例证，怎么证明他军事能力强？何况仔细分析他的用兵，平庸之处，每每毕见。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先生说得好：“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就以第一次北伐为例。此次北伐，可以说是时机选择得最好的，曹魏以为刘备完蛋以后，蜀中就无人了，根本没有防备，结果被一棒子打懵。诸葛亮“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诸葛）亮，关中响震”，形势一派大好。因此后人评价说，“若（诸葛）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可惜，诸葛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诸葛）亮无尺寸之功”。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治蜀，不能富国而妄求强兵，其何异于缘木求鱼？况其用兵又实在平庸。南宋陈亮等书生称“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彼岂孔明敌哉”，认为蜀军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诸葛亮善兵的明证。其实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诸葛亮的目标是西据陇右，进图中原，他达到目的了吗？他能算掌握了主动吗？一出祁山，张合直击其必救——街亭，大破马谡，他前功尽弃；二出祁山，曹真料其必出陈仓，使郝昭守之，以逸待劳，又大挫诸葛亮的锋锐；三出、四出，司马懿以坚守之策，教其粮尽自退。由始至终，诸葛亮竭尽心力，却寸步难行；魏劳战之卒少，却收防御战之全功。实际上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魏军手里，是以蜀因战益弱，魏被兵不伤，终于有二士灭蜀之役。因此，魏人称“（诸葛）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虽语带讥讽，细思却也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