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在很多事情上，中国都没有作好向外在世界做解释的心理准备。例如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很大，发生任何事情都可以对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中国内部可能不这样看，因为人们总是觉得还有问题，产生不了外在的影响力，因此往往是只看国内，忘记了国外。
亚投行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开始时并没有意识到会有那么多的国家参与进来，尤其是西方国家，其中有些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当然，美国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人因此把亚投行视为是中国撇开现存国际秩序，例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而另起炉灶的企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亚投行和现存国际和区域秩序更多的是互补的，而非竞争的。如果一开始中国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美国等国家的沟通会有效得多。“一路一带”、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第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缺少软力量。在很多方面，尽管并不是中国的问题，但一旦发生问题，人们就普遍认为是中国的问题。这是因为西方美国一直主导着国际外交领域的话语权，而且也是因为中国本身毫无这个意识。或者说，话语权的缺失也是中国本身的原因。
就举近来南中国海填海的例子。在中国开始填海之前，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早已经在填海了。中国的行为因此是反应性的，就是对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行为的反应。只不过中国的填海比其他国家的速度要快得多罢了。在他国填海的时候，不知道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声？如果早发声，也不至于像今天那样在话语权上处于被动。
美国对中国的拒绝迫使中国建立亚投行
第三，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例如，美国人所具有的军事冒险精神，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所经常低估的。理解美国的军事冒险精神并不是说中国要恐惧它，而是相反。
在深刻理解其军事冒险精神之后，中国可以有效管控它。中国也要把握美国对自己长期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恐惧。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也并没有必要过于恐惧美国对中国政治秩序的影响。如果说美国对改变中国政治秩序不感兴趣，那会是个错误；同样，如果认为美国可以轻易地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那也会是个错误。对美国的恐惧是中国本身没有自信的表现。要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开放社会，政治影响是互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美之间应走向合作
美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要影响中国，这是人们思考问题的前提。中国很多人把美国的很多行为（甚至不是政府行为）视为是美国要推翻中国秩序的“阴谋”，例如货币政策、股市操作等等。如果在制订国内政策时，不能考量到国际因素，那就是中国的失误。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互相影响的政治，一国要影响另一国是常态。
作为大国，中国如果不能估计到美国各方面（不见得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影响，或者中国各方面（不见得是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影响，就很难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不只是两个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两国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
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需要中美两国的有效合作。美国需要中国，也不能失去中国；同样，中国也同样需要美国。在实际国际政治生活中，两国的合作也一直是主流。如果双方都能意识到，两国的合作是双赢的，而在核武器时代，冲突一定不是零和游戏，即一方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而是双输局面，那么要建立和平共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困难。作为一个有责任的大国，中国有时也需要理性地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甚至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就是说，要理解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