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斯带着自己的课题上路，经过了处于阿拉伯起义之中的马格里布，描绘了盗贼统治的体制。在埃及，穆巴拉克的盗贼政权植根于军队之中。公务员队伍处于本·阿里的突尼斯版本的盗贼政权的核心。尼日利亚可能是所有腐败政权当中最腐败的，产生了“博科圣地”——在野蛮程度方面无可比拟的一个叛乱组织。
蔡斯估计，盗贼政权于上世纪90年代末蓬勃发展，“因为统治集团使经济自由化政策连同新近采取纵容态度的公共道德一起，变得对自己有利。”正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她的重点是国家。但盗贼政权像其财政来源或者伊斯兰圣战一样，越来越没有国界。其最明显的表现可能是安哥拉或者俄罗斯等地的国家统治阶层，或者正如蔡斯所说，这也存在于金融危机前夕的爱尔兰等西方国家。但是，腐败政权也是全球体系中的一个齿轮。
蔡斯对此表示赞同。她指出了在阿富汗盗贼政权中迪拜所起的作用、在埃及政权中瑞士所起的作用，或者在尼日利亚政权中伦敦所起的作用。监督离岸银行体系的人们同样愿意服务于世俗的独裁者，如智利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和伊朗或者沙特王室等原教旨主义输出者，当然还有那些流动性极强的恐怖分子和武器经销商。蔡斯警告拿了“窃国者”的钱的“直接支持者们”，包括银行、会计师、公关公司和游说分子，他们都“承担着一定的道德责任，不仅对于犯罪行为，而且对于这种行为所引发的那些代价高昂的连带后果也同样负有责任”。最终，“窃国者”的外国合作者，无论是银行家、商业合作伙伴、政治盟友还是占领军，都使之受到保护，不会对他们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腐败统治者追究责任。蔡斯的一位坎大哈朋友对她说：“阿富汗人认为你们想让这里变得腐败。”他一语道出了阿富汗人对美国人的不满情绪。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