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处于萌芽状态的核武器项目而在冷战时期主张发动先发制人空袭的前辈采用了惊人相似的逻辑。保守运动的旗舰刊物《国民评论》在1965年发表了2篇社论，警告称无法以美国威慑苏联的方式来威慑中共领导人。《国民评论》的编辑告诫美国官员不要坐以待毙。
在这些社论中，明显充斥着有关毛泽东领导的中国胆大妄为、会将东亚变成一堆放射性瓦砾的假设。林登·约翰逊政府的官员也有同样担忧。曾任约翰逊国家安全顾问的沃尔特·罗斯托后来对我说，为阻挠中国的核野心，政府认真考虑了发动先发制人空袭的计划，要么独自行动，要么与怀有同样担忧的苏联共同行动。
这一策略的支持者实际上比现在那帮恐惧伊朗的人有更多证据来证明他们担忧的合理性。毛泽东及其同僚的一些言论的确让人恐慌。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鼓励同胞面对战争、甚至是核战争的前景而不要畏缩。
罗瑞卿大将在上世纪60年代的《红旗》杂志上曾撰文指出，核战争虽然会带来牺牲和破坏，但也能教育人。因此，他强调，党必须把让民众在心理上为核战做好准备作为重中之重。然而，今天我们很难发现伊朗领导人会发表类似言论。毛泽东和罗瑞卿的言论促使知名核科学家拉尔夫·拉普在《生活》杂志中撰文指出，或许难以通过理性方式阻止中国发动核战争。他说，“难以想象的有可能就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当中国后来在上世纪60年代加入全球核武俱乐部时，其并没有鲁莽行事。看来，说与做之间的差异证明了一种历史上屡试不爽的观点。尽管政治精英有时可能会发表预示大难临头的言论，但他们的行动几乎从来都不是自取灭亡的。幸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界中的冷静观点在中国核问题上占了上风，美国没有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如果当时的鹰派在辩论中获胜，如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很可能会完全不同——而且更加敌对。美国领导人目前在伊朗问题上面临类似的选择，希望他们也能明智地拒绝采取重大（但可能是灾难性的）军事行动这样不负责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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