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日下午，坐了十一年冤狱的陕西省商洛市农妇柯长桂在接到167万国家赔偿的那一刻，流下了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的泪水。也许，有喜悦，也许有委屈，但那一刻，相信她是喜悦的。毕竟，正义虽然迟到，可终于还是来了。而几乎同一时间，两年多前就以“强奸罪”被捕的河北省定州高中生小迪，却只能依旧在高墙铁窗内，期盼着公正的判决。
2016年8月5日，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所涉“强奸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后，再次以定州市法院判决“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撤销定州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将该案又一次发回重审。根据司法解释和法学专家指出，发回重审的案件，应重点查明二审发回重审要求查明的关键事实和证据，一审法院在没有按照二审法院的要求，查明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一般不能做出和原判实体一样的判决。中院第一次发还重审后，定州法院再无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基本原版复制了第一次的判决书，这是很不负责的。而小迪，两年来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案件被发回重审了。
这起两年前发生的“强奸案”，当时可谓轰动一时，甚至一度被办案机关认为是“如山铁案”。但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这起案件却又接连不断的曝出了各种令人不能信服的“百出破绽”——公安机关既然按强奸案立了案，法律有规定，它不属于调解范围。主办该案件的民警却在第一时间出面调解，多次主持双方进行调解，并说什么拿几万块钱就可以把事情抹平;更令人震惊的是，办案人员是根本没有执法办案资格的“准警察”，当时使用的执法证件居然是假的;对于这样一起性质恶劣的“强奸案”，根据《最高法—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对物证书证等实物证据一般应当提取原物、原件，确保证据的真实性。此案事发两个月才报案，时过境迁，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比如粘有精斑的内裤不知为什么难以提取到，也没有现场勘查提供任何现场物品;公安办案要求四个一律，但本案没有同步录音录像;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通讯记录，也因为种种说不清缘由无从提取;并且，主办该案件的几位警官声称一直在依法办案，但在检察院询问和在法庭上，涉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却双双翻供，称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此时更为诡异的是，犯罪嫌疑人在从刑警队被押解进入监所时，两名嫌疑人入所的身体检验报告却莫名其妙的因为“计算机故障”而变成了空白;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第一款“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是强制性规定。”但本案所涉及未成年人的原告和证人的监护人却都未到场。还有判决书显示，原告前后陈述不一，存在重大矛盾……如此种种，真的让人很难想象，这起“强奸案”到底是如何来判的，难道仅仅是凭借着犯罪嫌疑人被屈打成招的“口供”吗?
在月前召开的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上，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建立健全防范冤假错案机制，在依法纠正的同时，要从制度上反思原因，避免重蹈覆辙。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摒弃一直以来“口供为王”的传统做法，变“口供为王”为“物证为王”，坚持用证据说话，用确凿充足的证据和完整的证据链说话。要防范冤假错案，就必须恪守程序正义的原则。而程序的正义，正是公平正义的前提。
显然，要判得清这起并不算复杂的“强奸案”，相关的定州市公安、检察机关，就应从自身做起，严格依法律程序办案，用确凿充分的证据，来让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哑口无言，办案人员不应该弄得漏洞百出，唯如此，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2016年的金秋已经来临，我们真诚地希望，这起已经历经两年多的时间却始终悬而难决的“强奸案”，能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尽快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让蒙冤者得到期盼已久的正义。而对于那些枉法者，更应予以应有的惩处。媒体将持续关注河北定州法院的判决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