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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城市化应成“十三五”规划主线

来源:第一财经 时间:2015-08-25 18:49:05

  按照国内多位经济学者的看法,“十三五”期间中国将面临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中国2001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2014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575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属于上中等收入阶段。

  围绕中国将有多大风险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才能有效地应对以成功跨越这个陷阱,学者们、官员们各执己见。

  在一片争论声中,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华生通过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三个具体的量化标准决定中等收入阶段的长度——人均GDP增长水平、通货膨胀率、本币对美元汇率。

  华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十三五”期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改变目前半截子城市化的局面,通过到位的户籍制度以及土地制度改革成功地推进包容性城市化,使中国经济真正实现包容性增长。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可能在未来的诸多挑战中披荆斩棘,从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取得可持续发展。

  比较意义上的

  “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

  第一财经日报:前一段时间,关于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言论引发了对这个话题的热议。据我所知,你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有不同的看法。

  华生:是的。不久前我带领博士生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了一篇学术论文。首先,我认为,比较意义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Mid-incometrap)这个概念,最早见于2008年世界银行的一个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报告里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比起较富或者较穷的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会相对较慢。报告的依据是2004年经济学者Garret(盖瑞特)的研究。他分析了1980年到2000年20年间低、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增长的情况,发现这期间高收入国家人均GDP提高了50%,低收入国家提到了150%,中等收入国家只增长了20%,从而得出上述结论。

  但是,我们分析了同样是世界银行从1960年到2011年的数据,发现这个所谓的陷阱其实不存在。原因是,当年盖瑞特选择的20年恰恰是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阶段,所以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慢于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但是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我们发现这个陷阱不存在。

  根据我们的计算,过去50多年,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比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要快,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差距更明显。

  日报:很多学者在论述中等收入陷阱时会用到“停滞”这个词。抛开比较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收入阶段是否必然存在一个较长的停滞阶段呢?

  华生:国内现在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大部分只停留在定性的描述上。比如,当大家在用“停留”、“徘徊”、“滞留”等描绘中等收入陷阱时,其实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到底滞留多长算长,徘徊多久算陷阱?

  国际上对此看法不同,但大家都是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剑桥大学教授艾肯格林等人的研究认为,中等收入国家连续7年或更长时间人均GDP增速超过3.5%之后再连续7年时间内增速下降至少2个百分点,这样的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艾肯格林自己也认为这个所谓的停滞论是经济学家的“罗夏测试”(一种心理学测试),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

  哈佛大学两位著名教授普利切特和萨默斯2014年的研究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即使存在作用也很微弱。从长期来看,无论是在低收入、中等收入还是在高收入阶段上,经济在一段高增长之后“回归均值”水平的运动是唯一真正起作用的法则,其作用至少10倍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速度都可能发生停滞,这不是中等收入阶段独有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能不存在,但中等收入阶段是客观存在的。撇开定义不一和难以独立成立的中等收入陷阱说,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所需的时间进行定量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日报:国内很多学者把拉美作为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样本在研究。如果说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那么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停滞如何解释呢?

  华生:拉美国家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的确比较长,平均超过40年,其中阿根廷已经超过50年,而且多数国家在短期内还无望跨越这个阶段。但是就此给拉美国家扣上中等收入陷阱的帽子不尽公平。

  一方面,世界上过去和现在的低收入国家,在低收入阶段的时间是用千年来计算的;另一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当年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比拉美国家要长得多。比如,英国用了105年,美国用了73年,德国和法国是70年。这样看来,拉美的四五十年并不一定就是陷阱。

  拉美之所以被认为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还与一个因素相关。我们前面讲到,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基于东亚的奇迹。东亚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人均GNI(国民总收入)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所需时间之短令人惊叹,日本是14年,韩国是16年,新加坡是18年。与东亚的飞速跨越相比,拉美自然显得缓慢停滞。

  但是,相对于世界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延续几千年的缓慢发展,中等收入阶段并不是任何意义的停滞或陷阱,而是可以一跃而过的瞬间。

  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7年到2013年这短短的26年间,世界上就有35个独立经济体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因此,中国人关注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与其说是真担心自己会像拉美国家那样经济长期徘徊波动,不如说是关心自己能否复制“东亚奇迹”,即也用20年左右的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三个量化指标

  决定中等收入阶段长短

  日报:有学者认为,中国有望在2023年进入高收入阶段。你怎么看这个判断?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到底由哪些因素决定?

  华生:中国在2001年人均GNI越过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即使按照现在已经减慢的速度,其他条件不变,中国在2017或者2018年人均GNI越过10000美元已是大概率事件。这样算来,中国实现人均GNI从1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时间为17年左右,完全达到了创造东亚奇迹的发展速度。

  如果中国可以保持年均6%的GDP增长率、保持过去这些年平均的通货膨胀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不变,中国有望在2023年人均GNI越过17000美元的高收入门槛。

  但是这个预测是有前提条件的。根据我们对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定量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间的长短由三个变量决定,即真实的本币人均GNI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本币对美元汇率。这三个因素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异变,都会改变一个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长度。

  世行的中等收入标准是动态调整,差不多每年增长3%,如果经济增速低于3%,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就永远没戏。所有的标准都是用现价表示的,如果通货膨胀率高,实际购买力低,增长的水分就多了。

  世界银行所划的收入阶段标准是以美元计价的,本币一贬值,很多年的增长就等于零了。比如,前几天人民币贬值3%~4%,那今年百分之三四的增长就去掉了。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中国面临的一个真正挑战是金融危机和币值的波动,现在这个问题才开始暴露。

  东亚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都是20年的时间,现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才14年。所以,着急的并不是时间和眼前的速度。我们的真问题是,中国到底凭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上面讲的三个因素是对我们全方位的巨大的挑战,是对资本市场政策、货币政策、外汇政策、综合宏观政策的考验,更是对经济竞争力的考验。

  包容性城市化

  应成为“十三五”规划主线

  日报:中国怎样才能比较快速地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呢?东亚奇迹,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有哪些借鉴?

  华生:中等收入阶段能不能跨越,核心在于能不能成功完成城市化,中等收入阶段基本上是从起步城市化到完成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可以从东亚奇迹借鉴的地方也很多,其中最关键的是东亚国家成功完成了可融入的城市化,实现了包容性增长。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均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城市化,并以可融入的市民化避免了历史上早期工业化国家和现代拉美地区及南亚地区国家的普遍贫民窟现象。彻底的城市化实现了国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为经济和人力资本的不断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韩国,当年三星、现代等企业的农民工其子女后来都成为城市白领;日本提出“1亿中流”计划,中产阶级成为民众主体。

  反观中国,由于从计划经济时代沿袭下来的户籍和土地制度一直没有进行根本改革,城市化是半截子城市化,农民工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这导致农民工及其后代的素质无法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人力资本的限制。我国现在的名义城市化率刚过50%,而以城镇户籍人口计量的城市化率还不到40%,几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游留在城乡之间,世界上除了个别富有石油的小国,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如此低的城市化率的情况下跨入高收入阶段的。

  同时,日本、韩国等,在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转型过程中,通过制度安排和政策调节始终将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而这正是中国的软肋。

  中国的贫富差距在短短的20多年间,已经从世界上最平等的分布状况变成世界主要大国中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不考虑巨大隐性收入的存在,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已接近0.5的危险水平。中国以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排名近百位的水平,已经开始消费世界上近一半的奢侈品。

  全球经验表明,贫富差距悬殊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能平稳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必然伴随着内部的剧烈冲突、经济折腾,这显然应当引起我们的警醒。

  日报:未来五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为关键的时间段。现在“十三五”规划也正在制定之中。未来五年怎么做才能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缩短进入高收入阶段的路程?

  华生:无论是“十三五”还是“十四五”,都应该以包容性城市化为主线。如果我们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就必须全力以赴围绕城市化进行一系列体制和制度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快推进户籍以及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即可融入的城市化,实现包容性增长。这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均等化的要求,缩小城乡和贫富差别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成功的城市化、市民化,复制东亚奇迹是不可能的。

  “新型城镇化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的口号喊了一阵,却还在限制大城市的人口,6000多万留守儿童不时会发生一些悲剧和社会问题,但没有根本性的治本措施。实际上,没有人的城镇化,人力素质改变不了,中产阶层扩大不了,城乡差别缩小不了,保增长就只能拼命加投资、靠赤字、靠预算、靠债务、靠股市。这样,债务链就越来越长,全部压力最终就会转到金融市场,转到通货膨胀和币值稳定上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有三个关键量化指标,只管一个,伤害其他两个,结果当然就没法跨越。

  拉美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陷入停滞与东亚快速跨越中等收入,最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拉美没有实现包容性城市化和包容性增长,收入差距悬殊,造成了大量的贫民窟。这个应该引起中国足够的警醒。

  因此,解决占我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子女在就业城市的安居和其能举家融入市民阶层的居住环境,是包容性城市化的主要测度,也是我们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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