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昊：斥责冯小刚粗俗背后的经济文化焦虑

报纸上说冯小刚在香港对观众爆粗，看了相关报道后才知，冯导原话中的那个白话脏动词并不是针对香港人的，而是在转述香港观众对内地电影的评价。因此，说冯导对观众爆粗并不贴切。
　　然而，在一个正式场合，冯导能将市井俗语那么轻易地不打折扣地直接引用出来，说实在的，的确粗俗了些。不过，仔细想想，冯导的粗俗似也有情可原。一来他本就不是一个文雅之人，在内地的一些访谈节目中，相关的民间语汇也会时不时的从其口中蹦出来，甚至直接和娱记们叫板的事情也都曾发生过。二来他目前在中国电影产业中的地位较之以往怕是又高了不少，迎合他人的束缚降低，自我率性的感觉强烈，再加上没有获奖多少有些郁闷，冯导借机抒发一下不满到也符合人之常情。
　　问题是媒体及大众为何会对此事如此看重而议论纷纷呢？笔者认为这其实反映了当下不少人群对经济和文化，尤其是地域文化的某种焦虑。
　　地域文化的此消彼长
　　中国的地域文化，以长江为界，曾经特点鲜明。长江以北，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当然就是北京的皇城文化。长江以南，则如一盘散沙。虽然上海的海派文化名家繁多，硕果累累，但其影响力也仅局限于长三角；华南一带，因受香港台湾经济的影响，以港台文化为重，但其影响力也有限。其余则多以省城为其文化中心。
　　这样的地域文化特色，曾使以表现京派文化见长的冯氏电影有“不能过江”这么一说。当张艺谋混合了南北文化因素的电影动不动就票房过亿的时候，冯导的电影仅在几千万上下波动。因此，为了拍出老百姓喜欢亦即高票房的电影，冯导也采取了类似老谋子的做法，混合南北文化拍了《天下无贼》和《夜宴》，继而又拍了一部淡化地域文化色彩的电影《集结号》。这三部电影虽毁誉参半，但票房似乎证实了南北文化的势均力敌。
　　然而，今年这部《非诚勿扰》的成功却透露出了与以往不通的味道。一部充斥着皇城文化优越感、贬低其他地域尤其是南方文化的电影，在吴宇森的《赤壁》、陈凯歌的《梅艳芳》两部混合了南北文化、甄子丹的《叶问》纯粹表现南方文化，这样三部相比制作更加精良的电影夹击下，票房仍狂收3。4亿，则不得不让人感觉到了地域文化实力的差距，甚至可以看成是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臣服。为《非诚勿扰》的成功做注解的则是内地的另外一项文化盛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北方化。
　　文化的消长反映了分配结构的变化
　　那么，南北文化实力此消彼长的原因何在呢？
　　本次冯导香港事件或许是个说明。
　　从经济上来说，香港的经济虽受内地的影响日渐强烈，但毕竟仍属于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其本身的质素才是其经济发展最强大的动力（最起码现在还是这样），又加上地理及政治原因，其对北方文化尤其是皇城文化的接纳存在许多障碍。当少数社会精英开始学说普通话的时候，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仍旧以粤语白话为日常交流工具。缺少文化融通的铺垫，《非诚勿扰》在香港票房不佳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很显然，不少香港的文化人感觉到了本土文化存续的危机。成龙在其新片《新宿事件》的宣传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现出来某种焦虑，他说：我担心很快就没有香港电影了。而文化之于经济的重要意义，也使得媒体对冯小刚的相关言行的报道及市民的反馈超越了以往，这其实是香港民众集体焦虑的一种反映。
　　同样，从香港再反观内地，南方文化的式微则是说明南方文化在经济领域的式微。
　　南方文化，一般是指商业文化，流通文化，市场文化。也正是基于商业流通的个体性质，南方文化才如一盘散沙。而北方以皇城文化为首，则是一种政治文化，表现在经济上，就是所谓的官办经济或国有经济，因其的由上到下的单一管理机制而使得其的表象比较统一。
　　从98年开始的国有经济实体的调整，表面上看是国退民进，而实质，则是在国民财富分配上的国进民退。从98年后历年的统计数据来说，国有企业的利润在整个国民经济利润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高，政府财政收入逐年增高，而财政的投向却都是以国有经济实体为目标。再加上从去年开始的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有经济实体因为有财政的帮衬，存活甚至继续发展都没有太多问题，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无疑是国有经济实体在世界经济一片狼藉的环境下继续前进的助推剂，而几乎没有受到关照的民营经济则怕是难上加难。因而，当下的中国经济存在着这么一个趋势，就是整个国民创造的财富正在向国有经济实体及政府相关机构所覆盖的人群过渡。正是由于分配上的这种趋势使得以皇城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超越了南方文化。
　　如何让全体国民共同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丰硕成果，如何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也许是冯导香港事件背后表现出的大众真正焦虑的事情。
　　稿源：荆楚网
　　作者：贺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