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是否也丧失了自己的春天
四月初，笔者为全程跟踪诺基亚“天下玩乐令”四组艺人的采风而专门买了一件大大的黄色行李箱。两周后，箱子就被活活贴成了红色。
天下玩乐令之“举乐四方”是诺基亚基于自身市场活动的前提，试图通过让音乐人深入生活、深入民间，通过与最纯粹和原始的民乐交流的过程，启发创作者的灵感，生产出优质的、真正有生命力的音乐。说白了也就是采风，采风在公元前五百多年创作《诗经》时就有了，其中《国风》的大部分周初到春秋中期的民歌都是从民间采来的，只是两千五百年后因为技术的问题，采风而来的音乐不写字留存而改为了网络上传，而“国风”一词也因为一些原因不得以改称“中国风”了。
这场商业与音乐结合的活动先是通过线上活动昭告天下，继而从今年4月开始进入一系列的地面活动阶段，在中国二十多个城市举行了N场类型各异的活动。直到5月15、16日两天于西安以音乐节的形式结束，全部周期共投入一千万，而在许多BT以及使用BT软件的人看来，这是件劳民伤财的事情——劳了唱片公司的民，伤了诺基亚的财——毕竟BT就是为盗版而生的，“只要网上有，喝啥都是酒”。
这场原本为一群商人多少为了些商业意图而群策群力的商事，却因被媒体、乐评、圈里人以及乐迷嗅到了音乐原创、中国风复苏以及内地娱乐工业价值而大受关注，许多人认为这是足以和1994年魔岩唱片在内地提出“新音乐春天”旗号相提并论的历史行为，或许是《2012》以及那群梳辫子、胯下有大鸟的蓝人的备受追捧，使许多人发现原来走娱乐偏锋是唯一能让那些甚至遭受金融危机洗礼而穷败不堪的人都能掏钱出来的唯一方法，大家开始想象是不是如果有一首像《拆弹部队》一样既政治又血性的歌曲之后，乐迷们便会不怕死，或者至少是提振气势。但这场商人贡献出音乐成长元素的利益行为究竟能不能给人们带来势气，还是又一次“魔岩春天”……
“天下玩乐令”发生在了这个没有春天的2010年，而音乐是否也丧失了自己的春天？
天下玩乐令，令音乐玩儿了天下
《老大的幸福》或者《布鲁诺》，请给出一个采风脚本
已经习惯镜头前生活的音乐人即使采风也难脱“艺人”痕迹
年轻音乐人要放下偶像身段深入民间并不容易
人在面对镜头时多少都会不自在或者绷着劲儿，除了录制《康熙》，因为可以消音。
“举乐四方”一个半月的采风舟车劳顿，对这些音乐人来讲最大的犒赏莫过于听到真正的异样音乐、吃地方美食以及收工回酒店。每抵达一座城市拿到流程时笔者都会做兴奋状，因为在未来的两天会走遍这座城市一定要去的地方，艺人也是如此，采风同考察足以并列“以权谋私”行为的前两名。
记得云南行的采风艺人是羽泉，圈内公认最没架子的大牌。为了一切更正宗些，采访活动并未直接安排在昆明进行，而是来到了距昆明市两小时车程的楚雄。楚雄以彝族、苗族居多，羽泉被安排去彝族村体察民风，“姑娘房”门前听纯朴情歌对唱、学习闷笛吹奏方式，为此主办方专门安排了苗族村德高望重的龙老作为导游。
原以为一切会是自然的暗访、偷师、旅行，却不料被摄像团队变成了影视剧取景。羽泉的一切行踪变为既定，采风过程甚至要考虑到机位，收音不好或者镜头盖忘记开时还要艺人Repeat原本是自然流露的交流或肢体动作，我们很不幸在采风过程中听到了无数次导演喊“CUT”的声音。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艺人确实为采风而来，成都站拜访竹琴艺人唐老，由于拜访地点新华公园客流众多，低调现身的陈羽凡不到十五分钟就已造成现场失控，原本唐老蹩脚的普通话更是被淹没在游人的快门和讨论声中，完全进不得羽凡的耳朵。为此羽凡主动、冒昧的请求前往唐老家中学习，尽管在而后一个小时的学习过程中因不能很快掌握竹板打击方法而被唐老严师般训斥为“笨蛋”，可这才是采风的本质。
收音是“举乐四方”采风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实一切可以简单化，艺人只需要求主办方邀请各地民间艺人来到天下玩乐车里录音就好，但采风过程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对各地地理、人文的接触而了解到地域锻造特殊音乐的因果答案，在这个过程中艺人是老大，采风就应像《老大的幸福》那样是一个寻找幸福、寻找音乐的过程，而非电影《布鲁诺》假纪实的形式，我们可以相信如果没有导演以及那些服务电视剧的摄像机，四十五天的采风会比最终丰富的多。
各地气温与演出气氛的反比公式
与民间艺人合影成为艺人各地采风的固定节目
采风中也不乏这样的摆拍镜头
哈尔滨是此次采风最冷的一站，时至四月的哈尔滨在这个没有“春天”的春天仍旧保留着春节的温度，而比气温更出乎意料的是，春节的气氛仍旧被哈尔滨乐迷延续了下来——“举乐四方”东北线艺人苏打绿于哈尔滨站的路演引起了国外众多知名媒体的关注，原因是过于火爆。这在西方其实稀松平常，只要Scarlett Johansson或者Beyonce敢出现在纽约街头演出，恐怕连自由女神像上都会爬满边呐喊边YY的男人。但苏打绿在哈尔滨的火爆就不得不归结于“稀罕”了，苏打绿首来冰城就出现在街头自然反响强烈。
西北线张震岳亦是如此，兰州、乌鲁木齐、银川站站皆是街巷拥堵，而方向对角，萧敬腾、方大同领衔的东南线则相对冷清一些，杭州站萧敬腾的路演乐迷很集中，来的基本上都是“萧邦”（萧敬腾歌迷的自称），原因则是东南以及沿海地区娱乐演出的频繁以及娱乐氛围的成熟，乐迷划分很明显，你是谁谁谁的粉丝，而我是另外一个某某的歌迷，你的聚会和我关系不大。
西南线艺人羽泉因为出道后已经积攒了十一年的拥簇，所以无论是年龄层还是歌迷数量都占据了一定优势，加之西南自然灾害后，人们似乎急需更多的娱乐方式来满足精神慰藉，而羽泉也自发的探访了许多受灾地区。
如此总结下来，“举乐四方”各地路演的火爆程度与地域气温成为了反比，其实这是音乐演出市场是否成熟造成的结果。
“打口文化”后的仇富艺术
许多音乐人认为音乐与商业的联姻是甜蜜的毒药
草莓（西安）音乐节之“天下玩乐”的火爆一方面证明着“草莓”品牌在其他城市的共鸣，而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了长周期的商业运作下音乐影响力的提升。
西安其实是有本土音乐节的——张冠李戴音乐节。不过张冠李戴音乐节更多的还是关注摇滚乐，第一届张冠李戴唯一的一位流行歌手罗忆诗也是因为唱片公司的运作而成为了座上宾，不过与音乐节整体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不如同样陌生的、十分“周边”的成都马赛克乐队。此次“草莓”移至西安与诺基亚的联姻是一次成功的通婚，但新郎新娘的待遇多少有些偏置。音乐节搭起两座台子，虽有打对台的态势，但仔细读读流程便知演出时间都是错开的，乐迷完全可以凭借脚下的速度将两个舞台的演出看个完整。
5月15日的演出摇滚的草莓台与流行的天下玩乐台算是平手，而当音乐节第二天时则多少有些一边倒了，陈楚生、林俊杰、苏打绿、张震岳、MC HOTDOG以及莫文蔚领衔的天下玩乐台几乎垄断了所有乐迷，草莓台变得冷清，摇滚LIVE再也没能留住什么人。
摇滚似乎短时间还不足以成为中国乐坛的主流，这在崔健时期曾推翻过一段时间，当时（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摇滚人自由创作的状态正好符合当时的商业文化，那几年是个平衡点，从大众的政治文化过渡到大众的商业文化，正是崔健等一众人出山年头，从而受到的关注顺理成章，那不是一个或一波商业行为就能打造出来的。崔健将当时称为“打口文化”，左手扶着西方的东西，那些所谓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的西方先锋艺术；右手拿着中国的古董。这批音乐人从无到有的过程是突然的，不像在西方经过了几百年，从他们的艺术品里，你能感觉到他们个人的支撑点。
转到如今，中国愿接受商业运作的Rocker少之又少，谢天笑新专辑与“三国杀”合作瞬时间引起了争议，而在我采访过的摇滚人当中，直面承认商业运作有益的只有木马一个人，这也是为什么摇滚慢慢变成了穷人集体仇富的艺术，而为数不多的Live House则成为了少部分上班族唾骂老板的窝囊地。仅仅参加一些音乐节而沉醉在自HIGH当中不可能长久，而如诺基亚“乐随享”一样完整的线上、落地以及平台分享体系的活动，既赚足影响力又可获利，商家与艺人双赢下的音乐战略会明显更长久一些。
流行乐与摇滚乐的关系——爱是怀疑，丫是摇滚。
即便这样，“天下玩乐令”也是足够成功……
天下玩乐令——可喜而又可悲本末倒置
乐迷对音乐既茫然又期待
活动之初，“举乐四方”意在通过明星采风、路演、创作中国风歌曲等商业行为激发乐迷对中国本土不同音乐艺术形式的重视，这件原本很音乐、不商业的活动最终还是达到了可观的商业效果——“乐随享”服务宣传到位，关注、下载势头强劲，诺基亚音乐产品销量飙升。而“原创”、“中国”、“民间”的重担却逐个卸下了，路演体验区满是迫切需求激活“乐随享”服务的用户，新晋音乐人所属的乐迷们只关注自己的偶像创作了几首新歌，而没有关注采风以及作品中融入的本土音乐形式，对于那些老牌偶像，境况则更为尴尬。
张震岳与羽泉参与了本次“天下玩乐令”活动的策划，且各自采风的线路都是主动请缨。但最终作品出炉后反响平平，乐迷们还是等待着他们唱起《爱之初体验》《最美》《冷酷到底》。要知道爱之初体验还是1998年魔岩唱片时期张震岳《这个下午很无聊》当中的歌曲，而《最美》《冷酷到底》则是1999年、2000年羽泉滚石唱片发行的作品。两家硬核厂牌的早期作品居然流传至今，自豪的同时不禁有些尴尬。
记得流行乐于中国刚刚兴起时也被视为异类，在唱京剧的人的眼中流行乐就是扯淡，就像当今许多人对地下摇滚乐的观点如是。京剧在早年间就是流行乐，而如今流行乐的流行周期不超过三个月，所以依靠单纯的流行乐作品带动中国本土音乐形式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切只能是一次商业运作，或者说成功的商业运作，而对中国音乐历史的触动还不可及。
“天下玩乐令”祭出三问
尴尬的乐界，曾指望SP无限音乐下载，卡拉OK版权费等渠道救市，无异于从别人饭碗里抢肉。内地颇有实力的某娱乐媒体公司老总，狂想“反哺音乐运动”，但始终也仅是畅想。谁来拯救音乐，如何拯救，在我们这些渐已失聪的耳朵前，或许没有确定答案。也或许，世间并没有救世主，乐界的明天，依然要靠一群装聋办哑的人。
缺原创吗？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耳朵和耳洞，前者狂轰滥炸，后者牵着你走，而能够在你耳朵上打洞的音乐人，注定是少数。这个跟商不商业无关，商业化可以增加、拓展、细化音乐的速度，却未必能造出音乐的态度。甚至恰恰是没成型或畸形的商业化、产业化，把那些本就鲜有的态度，也给糟蹋了。
把脉时代，但不同时代确有不同时代的口味，同时代不同大环境下的人对音乐的理解和期望也不同。比如曾经的“流行歌曲”京剧，比如美国汽车工业时代的马路汽车音乐。
暴发户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音乐呢？可能跟他们吃的穿的习惯并无不同。早些年，你经常会在国外的街头或商店里，碰到衣着楚楚犹如要去听高雅音乐会的暴发户。近些年，他们混迹人群中不扎眼了，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得体的装扮下，穿着一条不得体的内裤。也并不影响他们继续着暴发户的心态，凡大牌就一掷千金，却不屑去了解那些千金之物的品牌内涵。
回到音乐，同理。我们的乐界缺原创吗？很多业内人士抱怨，说音乐行业的衰败，是缺乏有诚意或是有灵性的音乐人，是缺乏好的作品。我们的乐界是缺好的原创，但原创救得了音乐吗？这跟自创菜样就能做火一家餐厅基本一个理儿。
功能性音乐在今天正在细化，比如有人用音乐治病救人，有城市用来作为城市名片，有企业用来作为广告……音乐不仅仅只是种情感的抒发和表达方式。
音乐商业化的目的，在于大量快速的满足不同受众的音乐需求。这些需求，不是音乐人“财富、名气、性放纵”的玩乐目的，和我来唱你来听的自以为是。
群体规模空前庞大的他们，却只有相互混淆的面目和特质，一如更多的高傲自大、更多的自我中心、也更加容易被一切新鲜事物迅速分散注意力。
谁都无法一盘菜吃一辈子。
怪商业吗？
音乐圈的另一半执着人士，觉得这个行业之所以江河日下，源于商业和音乐的交合。这群人鄙视所谓的商业化产品，却不介意商业演出；不屑商业元素，却难抗拒商业江湖。
不商业的音乐，需要追溯到很古的时候，口口相传，是最早的口碑。柳永、白居易，一曲肝肠断，天涯无处觅知音，也正因为只能口口相传，曾经的绚烂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从而渐成绝响。
工业化的车轮从音乐身上碾过，或许有痛，也一定能擦出火花。如果说返璞归真、高山流水、阳春白雪的才是真音乐，那今天商业化生产，商业化传播，有商业价值的音符旋律吟唱，不是音乐又能是什么呢？
“太商业”如今俨然成为了一种音乐的诟病，但除了作者而近乎无人问津的音乐，更不配称其为作品。商业不等同于模式化，也不等同于冷冰冰的毫无感情，商业的作用，在于杠杆作品是符合有市场，能否满足消费者的口味。
相反，如今音乐行业的落败，恰恰是因为不够商业，或者说商业化的不够彻底。虽然音乐从来就不是创作出来就了的简单事，但在文艺过度单一和匮乏的时代，一点不同味道的哼哼，都能让人伸长脖子。更多的时候，人们一边任由样板工作者强奸着自己的耳朵，一边还要装出开心的表情。接下来半截子的商业化中，音乐的多样性解放，又一边培养着音乐爱好者的音乐品味，一边让太多人暴饮暴食坏了胃口。或许是太过饥饿，部分音乐发烧友外的多数音乐爱好者，以及仅仅是好奇的普通大众，在工业商业化缺席的年代，养成了吃霸王餐的坏习惯。可怕的是，这习惯一养成就理所应当了很多年，明目张胆的到了今天。
还有救吗？
不要讲什么崇高，乐界的衰败，就是在于缺钱烧钱少钱赚不到钱的恶性循环。当纯歌手出场费已经沦为数千，甚至数百的惨况下，卖唱并不比卖字的乐评人地位更高。
为了改掉大家吃饭不给钱的坏习惯，现在的音乐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视觉上的享受，这就是趋势。人们欣赏音乐，越来越注重各种感官上的享受，不仅仅是听觉。想要耳朵埋单，你首先要收买眼睛，串通鼻子，甚至勾引触觉。如果唱片公司对盗版和网络交换找不到有效的控制办法，那么整个音乐产业的模式都要发生变化。可能现场表演会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人们从现场获得的音乐感受将要比纯粹的听觉感受要丰富得多。
从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内地只有许巍有现场两万观众的号召力”的说法来看，单线的Live秀从根本上仍救不了中国音乐，你的票价不总能值回你的投资。一些包含音乐播放功能的兼容通信娱乐产品，可能比版权更快，成为音乐市场救命稻草。通过扶持创作，通过嵌入植入，再通过自身渠道传播，成为一种新的商业形式。
广告歌这种曾被音乐人不齿的表达方式，现在成为了只属于少数有市场号召力的音乐人的特权，这种作品能否能为他们赢得粉丝不得而知，但一定能为歌者增加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中国乐界还有救吗？一潭死水何时才能激起涟漪？这颗石头究竟是内容为王的音乐“变形”，还是渠道为王的新型复合型音乐渠道平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