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国荣带给我们的诸多反思中，对“善”的理解变得颇有意味：一个并不承载“启蒙”使命的普通艺人，生活在以私人利益为轴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于功利之外，孤独地，只为着自己的“心”，去追寻纯真的善。可以站在时尚的前沿，用前卫的甚至颓靡的形式，不懈地传递出熨帖灵魂的“善”的信息。他无意寻求官方的“命名”，也不刻意辩驳舆论中的歪曲，他只要“站在光明的角落”，守住真实，付出真诚，用“心”交流，直抵人们渴望美与善的灵魂。是什么元素结构了他内在的自律性？是类似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之精神？是超越了时代和政治樊篱的伟大的传统文明？是面对幻变人生的深思与顿悟？张国荣是香港的“楚门”，――一个在公众的目光中成长的人，众人的目光塑造了他，而他也重塑了这大众的目光。他是怎样在一个囹圄的世界中坚守住个人的自由，坚持并完善着一种伦理的原则？有人说，他是上帝赐予的“尤物”，但我们更愿意相信是他对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因为，难得他一次次地超越自我，不畏艰险，引领潮流。
张国荣挑战规范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实上，他的出现，改写乃至颠覆了我们自以为熟知的许多概念。伴随着张国荣的去世，“传奇”、“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艺术”、“尊严”等一批词语，在更深的层面上被读解、被发掘。“传奇”一词在张国荣那里，不再是一个好莱坞式的起承转合的美丽故事，而成为对“平凡的现代生活”的沉重质疑，对人文理想的悲剧性守护。张国荣的个性无疑是丰富而深邃的，他有着多层次的可解释性，他的智慧与真诚注定了他的复杂多义。他注定要占领矛盾的两极，―― “双极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征。他前卫而又传统，柔韧而又刚烈，直率而又内向，忧郁而又飞扬，……人们用多种悖论式的语句来描述他性格中的悖论，描述他艺术中的人性蕴含和时代精神。丰富深邃的个性与他的艺术形象融为一体，魅力无穷。林沛理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员作者”的概念时，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浪漫象征、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表演艺人，张国荣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他的暧昧矛盾和不可捉摸。” 我们不能忘却他在“跨越97演唱会”上，在一曲“红”的表演中，那挑逗与冷傲同在的眼神，于颓靡中蕴藏坚毅的舞姿，那是一次巴赫金式的“复调”艺术的充分演示，举手投足之间，解构着观众猎奇式的心理期待，传递着生命深层的痛楚，散发着难以言说的美丽。我们更不能忽略，是他以另类的、边缘化的表演风格，既挑战了“主流”，也挑战了“大众”，在驳杂的流行文化中坚守着人性的尊严，和对“纯粹艺术”的追求。张国荣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对“美”的偏见，常常是人性的一个误区，而人们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会有复杂的心理含义。我们看到，“美丽”，俨然成了人们抗拒张国荣的一个理由，正如他的一首歌名：“怪你过分美丽”。而他却始终以惊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开我们在文化面具之下，对美丽、性别、性感等人性问题的微妙闪躲与心理诉求。
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丽的隐喻，成为人们面对新的社会焦虑之时，心灵的栖息之地。
勿庸讳言，张国荣的性取向，他对“爱”的理解与执著，至今仍是“张国荣传奇”中最难破解的密码，是他被冠以“超凡脱俗”、“饱受争议”的潜台词。生活于“爱情规范”之中的人们，可以善意地去“理解”和“宽容”同性恋族群的生存权力，但这种善意中却常常暗含着等级与霸权，并不具备与张的观念对话的基础，更难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压力。误解是多重的，这些误解可能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样的暧昧莫明。张国荣曾含蓄而审慎地声明自己是“双性恋”者，他也曾策划过一个自己的电影，以叙述对爱的理解。或许他想说明，因着他的率性与不羁，最终能超越人类理性的自我设限，抵达人性中本真的爱。但我更愿意推测，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称的“人戏不分，雌雄同在”，正是张国荣用生命构铸的一个意义结构。他拒绝“程式化”的表演，拒绝“复制”艺术――拒绝“take two”，他调动自身生命的资源去创造艺术，又在艺术创造中探问着生命的意义与可能，这使他成为一名罕见的“演员作者”，他甚至将个体生命的终结，设计为最后的出演。他赋予了“戏梦人生”的生存状态，一种全新意义的文化反思。张国荣在其艺术理念中，明确地传递出相当前卫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态度，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觉的“精英”意识，认可“创造性”为艺术的永恒价值。如同他跨越了性别之界、人戏之分、生死之域，他也洞穿了我们关于“大众”与“精英”的两分壁垒，颠覆了我们对流行文化的成见――包括颠覆了我们关于“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够认可“文化英雄”这一概念，我想，他当之无愧。
从某种意义上说，欣赏张国荣、认识张国荣、感受张国荣，是一种奢侈，一个境界，也是一种能力，而解读张国荣，在今天，或许是一种压力、一种奢望，但更是一份责任。
仔细品味张国荣的辞世所引起的震荡，将会发现它含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即它是相当“私己化”的，它直击着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借用“荣迷”们的一种极致的又颇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于亲人的离去、父母的离去、甚或精神领袖的辞世，而更像是：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升华。它是一个遥远的而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它是一个私己的、可以触摸的灵魂。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张国荣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们展开着个体的心灵对话，这其中，有着强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说法是，他用一颗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他也呼吁他的观众，回馈一颗真诚的心。这使我们悟到：当我们说“文化符号”的时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们自己，如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生。自四月以来，张国荣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他发掘了流荡于民间的、充溢在普通人心灵中的人文的力量。他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在我们“文化研究”中，众多的“批评”、“阐释”，只能是一种对他人理论的重写？批评，是批评家们以语词、概念为载体，探索世界、探索生命的方式，是批评家们的生存方式，在什么意义上它更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