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性格里的黑白分明，让她免于尴尬、妥协、委曲求全，她有独善其身的清高和干脆。如果外面的世界不符合她的想像，那就退回自己的小世界。然而这个小世界也难免冲突，她把怀疑别人的时间用在怀疑自己构建的那个小世界是否真实上，期望的一切是否只是理想？她甚至怀疑自己能否再爱上一个人，还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因为家庭的太过完满，她不曾意识到，在每一段关系中，实质上对方依赖她远胜于她的需要，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父亲无微不至，这样的相濡以沫是她眼中理想夫妻的范本。母亲单纯天真，比她还相信世界是个糖果屋，内向到接近避世。母女俩经常能待在一起一星期不下楼，完全是两代宅女。
这是她眼中最生活的生活。
就像在剧组里，在夜戏之后有人选择大伙出去吃饭、喝酒、聊天释放压力，而她更愿意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开着电视，无聊地换换频道，什么也不做，自己待着就是她放松的方式。她强调着只是方式的不同，并没有好坏的区别。
2005年之前，她在本质上是不想长大的，哪怕父母多年给予的信任、自由早就让她具有很强的独立能力，但在心态上她渴望被宠爱，在情感上她并不独立。母亲病情的加剧，一下子改变了她的生活状况，那样的长大对她是一瞬间的。之前所有的准备好像都是为了迎接这一刻：希望自己变成一棵树，坚强有力，让人依靠。她推掉所有工作，陪着母亲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亲自照料。
这也是她这两年生活的重心，在家庭面前，她更容易放弃掉各种工作机会，去年一年只接了《南京！南京！》和《哈姆雷特》。
被需要直接催熟了高圆圆，责任和感情都转变成她的力量，她从女孩一点点蜕变成女人。大概就是在那时候，她眼中亮晶晶的坚定，不仅仅是因为单纯。
会游泳的怕水者
假如老天给她一张再平凡不过的脸，她的生活内容除去工作之外，跟现在的又有多大区别呢？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固执的圆，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圈，有种单纯、自然的安静。在这个热闹的行业里，她是那么本真和害羞，不买奢侈品，不爱夜生活，不穿高跟鞋，甚至连耳洞也不打，因此常常在古装戏里弄丢化妆师准备的耳环。一旦提到她跟这个行业里人员的不同时，她总笑，是大家把这个圈子妖魔化了。
用心地去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对朋友热情、仗义、体贴，她看中许下的承诺，定期给盲童学校寄钱，却从不声张。她环保，吃不完的菜总打包，可是你从来不会听她把这些当谈资，她不会唱高调，只是一点一滴，身体力行。她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高度统一。
这种平衡，是她喜欢的状态。作为天秤女，平衡是她的保护伞，也是她最大的障碍。
最近她开始尝试打破这种平衡，“我想让自己去体验更多的东西，我知道我是在寻找自己，不按以前的常理出牌，我想发掘身上的潜能，我怕30岁之前再不体验，它们就从我身上绝迹了。”简而言之，她开始寻求丰富。“哪怕最终的结果是我又转回原点，发现还才是真实的我，但我还是想去转一转。”
这种念头源于《南京！南京！》，这也是两年之内，对她影响和改变最大的一个事件。
在《南京！南京！》之前，她是个把演戏和生活分得很清楚的明星，《南京！南京！》之后她很可能成为年轻女演员中首屈一指的演技派，这是第一部让她失控的戏，
对于演员来说，舍不得拿出自己是大忌，圆圆更多的是不知道怎么拿出自己。她在生活面前的与世无争也是另一种不舍得，像是在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河前，她宁愿看人在水中嬉戏，也不愿坐在河边感受下湿脚的滋味，本能里她不相信自己有畅游的能力，于是欣赏陆地的美好。
她更像是一个会游泳的怕水者，需要被逼迫到临界点，退无可退才能激发出并不自知的本能。跃入水中，她才发现放弃恐惧，纯然放松，依然可以淋漓畅快。这种过程，她称之为成长。
但是每一次成长都是痛苦的，之前的《倚天屠龙记》算一次，当然，最惨烈的是4月即将上映的《南京！南京》。
电影开机后的两个月，基本上都是她的镜头，战争、大屠杀这些严肃、残酷的字眼和她之前的表演经验毫不相干，拍来拍去都找不到所谓的感觉。陆川评价她是“思想在舞蹈，但身体在笨拙又安全行走”，因为在讨论剧本阶段，大家实属相谈甚欢，很多看法都一致。
导演陆川为了自己的电影决定当恶人。在范伟和秦岚、江一燕相继进组后，他不断挑起内部战争，夸赞他们的表演，而她得到的，基本上是否定。面对挑衅，她的反击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要这样拍，用无数理性问题要求导演阐释。
她的这种冷静经常让一腔热情的陆川火冒三丈，却又毫无办法。每天的拍摄现场都火药味十足。
期间过年，战火稍停，中场休息。
陆川曾给她发了一条特别长的短信，大意是：:你有两条路要选，一条就是尽量放轻松，不要想太多；要不然就像所有主创一样，彻底燃烧在这个事儿里面。但我希望的方式是，既能有自己的想法，又能投入进去。
现在回想起来，她说这种不断被否定的过程，反而让她什么都不怕了，逼到最后触底反弹。 “我其实并不敢拿出自己，置身其中，不是我舍不得，而是我不知道怎么拿，可能天秤座的特性，我一直追求的都是内心世界的平衡，在南京大屠杀那么沉重的困难面前，我会不愿意去经历，会忍不住想保护自己。”演一遍的过程，就是经历一遍的过程，在沈阳的外景地，她终于有了人戏难分的感觉。
相较于人生的前30年，她富足、平和始终有安全感，但是从《南京！南京！》开始，她感觉到“有另外一个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在关机后的两个月中，她一直难以从姜淑云和南京大屠杀中抽离出来，甚至有了失眠等轻度抑郁的症状，每晚需要听着郭德纲的相声才能入眠。“我不想接电话，不愿和剧组的人联系，甚至不想接触和《南京！南京！》相关的东西，也根本不能思考，一思考就会觉得难受。我脑子里老是出现的问题是：人的一生就是个受苦的过程吗？”
角色和自我的剥离充满痛苦，这是创造的喜悦以及它必然而来的附属品。“有一天我看了林兆华导演的《建筑大师》，它讲述的是毁灭性天才索尔尼斯顿故事，看完之后我就一直在想，痛苦真的跟才华是联系在一起的吗？如果我在表演上的进步和成长必然是以为个人的幸福为代价的，那我该如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