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前述基本制度，在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过程中均没有机制保障。“自成立至今，进出口银行包括上交税收、利润返还给财政部的钱大约200多亿元，基本和财政的投入相当。”李若谷称。
“政策性银行应以不低于商业银行或私人银行的标准来进行监管，因为如果让其资本充足率为零，在和商业银行竞争时会处于‘空手套白狼’的领先地位。”前述金融专家表示。
“中国尚未形成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如何协调的机制，也一直没有国际上通行的政策性金融立法，这是我们一直呼吁解决的。”李若谷说。
李若谷谈“走出去”
“只要商业银行真正按商业原则办，就不会有恶性竞争”
对于近年来中国企业轰轰烈烈的“走出去”战略，银行业竞相支持，进出口银行无疑为其中重要角色。专访中，李若谷对有关话题直率回应。
《新世纪》：进出口银行一般如何选择海外投资项目？
李若谷：进出口银行的评估标准是有关项目是否符合中国的发展战略，也要看企业是否能够真正驾驭得了。如果看好的话就会提建议，不看好，就撤。
中国企业在敏感的海外资源收购上，不宜控股，不宜大张旗鼓，也不宜让国有企业去做。金融危机时期是最好的并购时机，但是中国企业决策慢，导致交易有限。现在随着经济复苏，卖方姿态将会强硬，2010年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遇到更强劲的对手。
《新世纪》：在开拓非洲市场方面，国内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何理解你说的“绝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综合账”？
李若谷：此话的意思不是说不算经济账，而是不能局限于经济账，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以综合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和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不同，在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中，进出口银行优惠贷款以近80％的高比例，用于借款国发展急需的基础设施和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型项目，进而扩大就业、改善民生，解决长期以来困扰非洲的贫困问题，也扩大中国所面对的市场容量。2010年，进出口银行在非洲的贷款目标是100亿美元。
《新世纪》：西方对中国援助非洲有一些指责，主要是说中国不附加人权等政治条件。中国对非洲支持的贷款项目，主要评估标准是什么？
李若谷：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主要出于政治变革目的，促进这些国家良政，比如在人权、廉洁反腐败等方面提出一些附加条件。但我们不主张干预其他国家内政。腐败会影响非洲发展，但靠外部力量很难消除。我们认为，这些问题会在经济发展中逐步解决，每个国家都会经历这个阶段。美国历史上也曾经历过腐败，但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中国对非洲支持的贷款项目，不像西方援助国那样附带政治、人权等条件，我们主要评估这个项目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否可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
《新世纪》：支持“走出去”，应如何避免出现中资银行间可能的恶性竞争？
李若谷：只要商业银行真正按商业原则办，就不会有恶性竞争。进出口银行在非洲的现有业务里，很少碰到外国商业银行和我们竞争。但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国家控股的，其风险判断标准可能和国外的私人银行标准不一样。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偿债能力有限，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不能推动商业贷款，那样不利于双方的互利合作。所以我并不主张中国的商业银行大规模向国外发展，更不主张商业银行过早盲目介入发展中国家项目，应该首先做好国内，然后有选择性地去一些国家，好好积累经验。
中国的商业银行在海外信贷方面，资金可以委托进出口银行，或者做银团贷款，因为海外投资贷款风险大，期限往往十年以上，规模往往数百亿美元，开展这类业务有期限错配的风险，并不适合商业银行。
《新世纪》：你如何看待近年来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
李若谷：这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同时，中美贸易不平衡也反映了中国的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需要改善的问题。从2005年到2009年，进出口银行共支持了1700多亿美元的资源类和技术装备类产品进口，2009年进口信贷业务增幅达到106％，其中对美国的进口信贷业务增长了62.6％。
要解决这一摩擦，必须从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入手，加大对美直接投资也恰逢其时。美国的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普遍落后老化，亟待更新和提高技术含量，但美国国内资金缺乏。中国外汇储备充裕，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较强。如果能加大对美投资力度，帮助其建设和更新基础设施，可以极大地缓解中美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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