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田抛荒，癌症高发……在江西德兴市，江西铜业(600362)集团下属的多家矿山企业，多年将工业废水排入乐安河，祸及下游数十万群众。面对群众质疑，排污企业仍依据20年前一次调查结论的标准赔偿，摊到受害群众手上，人均不足一元。
我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 德兴市成了“污染重地”，而在“排污大户”将责任推给“历史”的背谬中，笔者以为，这仅仅是一个缩影，是经济让位发展的畸形思维折射。对此，“把污染责任推给‘历史’的人，难道想让‘历史’出面解决问题吗”的反问，让谁尴尬和难堪?“排污企业仍依据20年前一次调查结论的标准赔偿，摊到受害群众手上，人均不足一元”，这是个要命的细节，但当群众通过记者而非政府呼吁———“利税大户”不应成为污染的挡箭牌时，就让我们看到，人均不足一元的“污染赔偿”并不仅仅是企业自我制造的结果，而是隐藏着多种缺失。正如江西省环保厅厅长邓兴明所说：越到基层，环保部门的监管职能就越弱化。
人均不足一元的“污染赔偿”与某些官员疏于监管、醉心于追求政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一些地方官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不惜牺牲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追求畸形政绩。企业追求的是效益，政府追求的是政绩，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趋同的情况下，国家环境保护法规自然就成了软约束。如此一来，“污染赔偿”人均不足一元的吊诡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严重点说就是政府失灵。一些地方领导在财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怕失去了税源，减少了财政收入，就出现了“污染赔偿”人均不足一元的怪事。结果，当地的财政收入可能暂时保住了，但是环境污染却愈加严重，并且治理成本往往比暂时的收益更大。
长期以来，某些地方政府由于受经济指标至上的政绩观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认识上陷入误区，人为对立了二者的关系，更有甚者干脆直接充当保护伞，成了环境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有关部门曾统计，我国环境违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人均不足一元的“污染赔偿”就是明证。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环境保护部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缺乏有效制衡而造成的，因此，人均不足一元的“污染赔偿”所隐藏的多种缺失必须直面，如民众利益被漠视、政绩思维肆虐、背离代际正义等，当然，也要认识到，这不仅仅与环保部门有关。
更进一步说，人均不足一元的“污染赔偿”与环保往往让位于经济发展与发展主义的迷思有关。许宝强曾在《发展主义的迷思》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要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素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归结到一点就是：是谁的发展，为了谁而发展。在经济增长的问题上，如果陷入极端，就可以说，片面的发展主义如果不是灾难，至少也是一种幻象或者迷思。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审视人均不足一元的“污染赔偿”是切中要害的。
人均不足一元的“污染赔偿”背后的发展幻象应得到救治，这不能让历史来承担责任，因为历史做出的只是“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