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薛芳 实习记者 寿立群 曾繁珊 发自北京
时间拉回到19年前，6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凑足了3万块钱，在海南，开始了一场冒险的旅行。那个年代，和他们一起冒险的有10万人，多年之后，这6个人却幸运地被记住了。
王功权之前做过生意，被推举为法人代表，总经理。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3万块钱在两年后就产出了3000万的纯利。伴随万通迅速做大，分歧在所难免。1995年，6兄弟和平分手。
从世俗的资产、社会关注度看，潘石屹和冯仑早已被公众所熟悉，而当年的大哥王功权，似乎只停留在冯仑和潘石屹的诉说中。当我们再去寻找王功权的时候，关于万通那段历史，他已不想再谈，甚至幽默地开了个玩笑，“我是北方人，故不便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
调侃归调侃，但最终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功权，穿着衬衫、头戴一顶有CDH（鼎晖投资）字样的帽子，还带着超大号的电脑包。他如果走在人群中，绝对不会有回头率。这不是一个气场强大的人。
27岁，新开启的门
1988年春天，从那一年开始，27岁的王功权从吉林省委机关宣传部“退休”。一个体制内的小公务员按部就班的人生故事宣告结束，他是吉林省改革开放以来正式辞去职务的第一人。此后，在那个象征着权力、年轻人光鲜仕途的大院里，再也看不到王的身影。
当时的社会环境已在酝酿大的变化，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正在跃跃欲试。“企业承包第一人”的马胜利和因东方魔水一夜成名的李经纬，成为当时企业界的明星。在王功权决定正式南下前的几个月，任正非的华为刚刚创办，那时候的华为还是一家民间科技公司。
那时候的王功权，读了很多的书，包括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以及影响了一代青年的《走向未来》、《走向世界》丛书。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吸纳和思考的人，性格直率，但这一点并不适合他在仕途上发展。
有着非常强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王功权，26岁那年就动笔写出了他自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提出中国的权力阶层将分化成官僚权力阶层和富民阶层。但在那个年代，在他的职场，他写的东西被视为不合适的东西。
1987年，深圳到长春来招聘工作人员，那时的王功权都不知道深圳在哪儿，但他还是偷偷去应试了，结果被一家开发区的服务公司录取为团总支书记。当对方录取的调令（那家公司当时有人事编制）到了单位，领导开始找他谈话，劝他别走。
小学校长的父亲坚决反对他离开，从深圳回来的朋友也说深圳不好，王功权放弃了去深圳。接下来日复一日平淡的生活，让王功权后悔了。当海南建省的消息传来时，王功权再也坐不住了，他借小孩出生、需要护理爱人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
1987年4月，兜里揣着没有座号的硬座火车票，王功权躺在座位下面一路南下。几番周折之后，王功权找到了工作：一家电视机分厂的办公室主任。请假出来的王功权回到长春，等待正式上班的通知。
等王功权再度南下海南时，已是10万人上岛，满街都是找工作的人。一夜之间，全中国希望依靠个人奋斗改变生活的青年都聚集在岛上。王功权刚刚找好的工作，转眼就被一个清华研究生给抢走了，他急了，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坐失机会。
几经周转，他去了海南省开发建设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最初的崭露头角，就从一场谈判开始。
当时正值公司征地，海南那时还没有国土局，开发公司要直接和农民谈判，结果他们看中的那块地一夜之间冒出了300多个坟头。王功权半夜敲开了村里最有威望的长者的门，他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长者，长者带着他去辨认坟头是真是假。公司4个征地工作组，王功权带领的这组突破最快。与此同时，和买方的协议也签下来了：300亩地，一亩能赚1万元。
在海南最初的这段从商经历，为王功权日后成为万通的老大写了注脚。
大哥的时代
在岛上的岁月，他结识了后来一起创业的冯仑和王启富、易小迪、刘军、潘石屹，这伙人合称“万通六君子”，后来均成为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冯仑定义王功权：“可堪长交，可做大用。”
那是一个充满了财富、机遇、野心、欲望和梦想的年代。
冯仑如此叙述那段岁月：“几乎是游侠般的生活，江湖的日子，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是脱离机制的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不管你过去怎么样的，海南不相信眼泪，不承认过去，大家都是这样，然后该求人就求人，没钱了就去蒙，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没身份感了。”
在万通最初起家的那段历史中，王功权是极其重要的，这种重要性是在一次谈判中显现的。故事的讲述者还是冯仑。
1991年，万通六君子刚成立的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在对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冯仑告诉对方：“这一单，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把钱拿回来。谈判高手王功权在最短的时间拿到了500万。万通拿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