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一直被各国视为经济增长重要要素的国际资本，时下却变成了烫手山芋，令诸多国家避之不及，成为危机后的一道奇异景观。
首先，资本流动让资本流入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烦恼。发达国家复苏乏力且受困于不良资产，推动资本外流，而新兴市场国家良好的基本面和增长潜力则吸引资本大幅流入。据国际金融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估计，2010年将有7080亿美元的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比2009年多1770亿美元。持续的资本流入会产生“羊群效应”，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本币升值压力和外汇储备积累压力，增大央行对冲成本、资产价格上涨压力和资本管制压力。资本接收国家不仅担心本币升值导致本国出口竞争力下降，而且担心放任资本大进大出，会重蹈历次金融危机覆辙。
鉴于此，一些资本流入国已经采取包括资本管制在内的措施应对资本流动。巴西开始对流入本国债券和股票市场的资本征收2%的进入税，泰国对资本收益征收15%的持有税， 印度尼西亚正在考虑扩大对“热钱”的管制范围，韩国也准备启动资本管制措施。此外，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央行虽希望通过加息应对资产和商品通胀压力，但也担心加息会吸引更多套利资金流入。
其次，发达国家对于资本流动也有难言之隐。例如，资本流动阻碍法国和德国危机救助机制的推出。根据该救助机制，将来再出现金融危机时，必须由投资者和债券持有者负担危机成本，而不是由欧洲（主要是法德）的纳税人承担。然而，对此机制可能阻碍希腊和爱尔兰筹资的担心使该计划搁浅。再如，美联储旨在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实体经济，但是银行的不良资产、实体投资项目少和收益率低的现实，或者使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而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或者推动资本外流，削弱了量化宽松的政策效果。
第三，资本流动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烦恼。多年来，IMF反对资本管制。然而，2008年以来，对于成员国受困资本流入，IMF内部展开了大讨论，并开始松动资本管制立场，承认在汇率升值、外汇储备积累、紧缩财政和降低利率、促进资本外流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都不能奏效的前提下，成员国可以考虑资本管制。然而，让IMF烦恼的是，由于一个政策的实施力度会影响其他政策的必要性和力度，所以很难把握上述不同政策组合的权重，很难对成员国提出一个明确清晰的政策建议。
例如，如果某国汇率升值幅度大，积累外汇储备的压力就小，央行对冲成本会低，资产价格上涨压力就小，资本管制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此外，该国采取的政策会产生外溢效益：如果该国汇率升值幅度大，则别国的升值压力、外汇储备积累和资产价格上涨压力就会小，资本管制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相反，如该国不升值，而是直接采取资本管制，资本就会流入别国，迫使这些国家也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如何针对不同情况设计有效和令人信服的政策组合，着实让IMF的经济学家们伤透脑筋。
当前的资本流动之所以令人避之不及，主要在于它的两个特点：
第一，它与经济危机过后的全球经济增长差异、实力变化，以及全球资产配置变化有关。危机后全球可供投资的资产规模下降：在发达国家一度流行的证券化产品、住房和衍生产品大多了无踪影；次债危机使得养老金、保险基金、共同基金在股市上的投资（资产）损失惨重，迫切需要其他“救命稻草”来满足即将到来的退休高峰和支付需求。最后，美欧日的低利率环境使得养老金未来支付的净现值上升（负债增加）。所有这些都导致大量资金被重新配置，投资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增加。据IMF估计，如果G4 国家（美、英、欧和日本）1%的金融资产（约50万亿美元）向新兴市场国家重新配置，就会有4850亿美元证券投资流入新兴市场国家。
第二，它与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关。11月3日，美联储宣布将购买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资产来降低长期利率，以刺激对风险资产的需求，提高股票和债券价格，增加居民财富；提高对住房、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消费；推高住房价格来改善银行资产负债表；压低美元汇率来促进出口。但此政策也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压低长期利率，增大套利空间和动力，促使更多资本外流。
此外，美国朝野内外对量化宽松的质疑增大了量化宽松效果的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资本外流压力。包括斯蒂格利茨、费尔德斯坦等在内的经济学家高调反对。即便是在美联储的12个地区联储中，也有4个明确反对，4个表示怀疑。量化宽松政策事实上面临着两难处境：如果它成功地促使经济复苏或通胀上升，美联储就会减缓、停止量化宽松，甚至提高利率，而这会导致债券价格大跌，打击债券投资者。如量化宽松不能促进资本市场复苏、不能推高通货膨胀率、不能降低失业率，则市场信心会进一步受打击，复苏之路更为艰难。
不过，从国家竞争战略角度看，量化宽松可能会产生如下“未预期”的影响：第一，无论成败，量化宽松可能正反通吃。一方面，如果量化宽松不能使投资者投资于风险资产而是继续投资美国国债，则美国国债价格继续高企、避险行为和美元储备货币地位会吸引全球投资者继续购买国债，为其财政赤字融资。事实上，不断走低的国债收益率已说明美联储已达到了此目的。另一方面，如果量化宽松能推动投资者减少购买国债，转而投资于风险资产，则财富效应会刺激经济恢复。第二，如果量化宽松可以推高通货膨胀率，则美国内外债的实际价值下降。第三，如果量化宽松导致美元贬值，则各国外汇储备的本币价值缩水，美国外债得到稀释。
受制于特定利益集团的不合理制度安排，可能给无辜的国家和辛勤劳作的人民带来福利损失。参与制订规则和解决根本问题是对国家利益的最好保护。面对可能不断强化的关于资本流动政策的“口水战”，中国保护自身利益的最好办法是减少外汇储备的继续积累，降低对出口的依赖，切实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来增加消费。正如《谁动了我的奶酪》一书中所说：对变化做出适当应变，才能保住你的奶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