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气候谈判陷入对程序问题的争论，往往是个不好的信号。
尽管一周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天津会议上诸国各怀心思，多数缔约方还是为年底的坎昆会议定下了基调，称届时将努力达成一揽子结构清晰的决议。然而，对于一揽子结构清晰的决议，各国尚未有清楚而一致的说明。
全新的全球气候基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UNFCCC)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在10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本周让我们离一揽子结构清晰的决议又近一步。”
乐施会政策倡议经理苏培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指出，上述决议不能含糊，不应该成为一般公众无法理解的程序和概念，而是要在减排和气候资金等议题上达成具体共识。
苏培健认为，在设立全新的全球气候基金方面，坎昆会议可能达成重要成果。此项基金须为全新且公平的、可信赖的、可达成的，且基金必须惠及发展中国家，至少半数金额用于协助弱势群体应对气候变化。
“在长期资金支持问题上，目前各方已近于同意设立一个气候基金。”菲格雷斯对本报记者证实。
不过，在全球经济仍然脆弱的当下，让发达国家出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哥本哈根协议》中曾提到，到2012年，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300亿美元气候基金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不过发达国家本来每年就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资金，只是将原有援助资金换个名义给出。
在此次“天津会议”的闭门谈判中，上述气候基金增加了“新的”与“额外的”要求，引发了以美方为代表的谈判缔约方的不满。
美国代表团团长乔纳森·潘兴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考虑到美国目前不甚良好的经济情况，美国还是打算拿出资金来援助发展中国家，但不想发展中国家忽然又提高要价。
根据本报记者在会议进程中获得的协商文本，由于多方难以就“新的”与“额外的”表述达成共识，到闭幕之时，谈判仍无结果，也未形成任何主席文本。
发达国家欲逃离《京都议定书》
在本次“天津会议”上，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是，各国代表偏好谈程序，而避谈需要达成一致的实质性问题。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国际气候政策项目主任杰克·施密特对本报记者表示，（会议）本来是解开关键障碍的良机，一些国家却用来在彼此面前堆积更多的障碍。
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在10月9日会议闭幕时的新闻发布会上则明确指出，现在个别发达国家闭口不谈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问题，而提出其他所谓的法律问题，企图全面修改《京都议定书》，是在现有谈判基础上的一种倒退。
某知名国际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认为，在落实《哥本哈根协议》的过程中，有两个原则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其一，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度减排；其二，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与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在本质上的区别必须得以体现。
对此，施密特对记者表示，各国需要通过两个标准来思考他们在坎昆会议上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首先，协议是否能在短期内带来实际行动；其次，如果一个方案被否决，那么经怎样的调整可让方案被接受。
对任何问题都回答“不”或“我们不同意”的态度，显然不应该主导坎昆会议，施密特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