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预计，与2008年第四季度一样，到2010年9月末，宏观决策者将再度面临如何拉动经济增长的棘手局面。是否走投资拉动的老路，老路能否走得通，成为其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事实上，由于体制性红利消失，投资拉动的政策资源几近枯竭——政府投资需要税收、土地出让金或信贷，而税收加大了实体经济负担，土地出让金加剧资产泡沫化，信贷会加剧债务压力。最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唯一选项。
（一）短期政策选择：年内的转折。
由于面临“伪过热”，则短期宏观调控主旋律将在2010年下半年出现相应戏剧性变化。
第一阶段：2010年6-7月，紧缩仍是主导方向。随着通货膨胀率在3%以上徘徊，房地产市场成交量萎缩但价格回落不明显，紧缩政策缺乏撤出理由。为缩小负利率并兼顾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非对称加息一次的可能性仍存在。
第二阶段：2010年8-9月，政策真空期。尽管通货膨胀仍处于3%以上，但投资萎缩、消费品市场过剩和外需下降趋势日益明朗，银行信贷面临缺乏有效需求局面，信贷规模管理失去意义，二季度经济增长率将出现较明显回落。
第三阶段：2010年10-12月，政策转向期。通货膨胀回落到2.5左右，且保持继续下行趋势，境外增长动力明显衰退，境内金融机构货币乘数显著下降，中央银行存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释放可贷资金的政策动力；外汇储备增幅放缓，公开市场操作转为净投放；但由于实际利率尚未转负，利率政策不变。
（二）中期体制改革：2010年底的操作。
由于资源禀赋差异，与西方世界依靠产业革命实现长期增长不同，30年来中国历次高增长均建立在体制改革基础上，且不到原有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不会推动真实改革。当前的经济运行状态已经预示着真实改革的来临，新一轮体制改革将成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主基调，并成为2011年推动稳定增长的基本动力。
一是人口红利仍可持续，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推动消费需求自主性上升。2008年底7000万返乡农民工和每年600万新增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均表明中国人口红利仍未消失，47%的城镇化率说明还有6-7亿居民处于“低收入—低消费”循环。提高工薪收入和农户经营收入，对低收入者实施货币性转移支付，压缩财政基建投资，是转变经济增长引擎的必要手段。
二是城镇化是维持投资引擎运转，推动私人部门投资占比上升的唯一选择。与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相结合的城镇化，将推动中西部工业化进程，同时增加就业岗位，且相对于大都市化是资本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较少的财政投资可以提供更多且持久性的就业机会，并最终形成消费上升。
三是改革财富分配模式，稳定经济主体收入预期。第一，减税以提高中高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补贴以降低低收入阶层生活成本；第二，改征地为租地，把土地出让金收入让利于原始土地所有者。
四是坚持人民币汇率渐进式升值态势，避免一次性重估在顺差收缩状态下出现贬值预期和资本外逃，全力确保2013年前后地方债务顺利偿还和金融体系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