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个人承受能力的差异。随着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对物价上涨的承受能力也有较大差异。比如说，低收入家庭的支出大部分集中在食品和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上，而这些开支又很难压缩。当前CPI调查的八大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中又以食品类、居住类涨幅居首，因而低收入家庭会感到价格涨幅大，生活压力增加。对高收入人群来说，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小，而他们购买的轿车、手机、电脑、液晶电视等价格又多为降价趋势，因而对价格上涨也就没有那么敏感，承受能力也更强。
七是地区间的差异。在大流通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背景下，物价走势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但在现实中，仍可能存在价格上涨不同步，以及价格高地、价格洼地的现象。因而当一个人从这一地区到达另一地区，就会产生不同的感受，而其印象中的CPI数据却可能是固定的，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
八是绝对价格与价格指数的差异。价格指数是反映价格变动的相对数，指数涨幅高并不意味绝对价格也高。比如说成都的猪肉价格由10元/千克涨至20元/千克，涨幅是100%；北京的猪肉价格由15元/千克涨至20元/千克，涨幅是33.3%。虽然成都的猪肉价格涨幅远高于北京，但绝对价格是一样的。
九是即时与滞后的差异。居民对价格变化的比较是即时的，而物价指数是一个滞后的统计指标，是事后反映，它对经济和市场价格的反映客观上存在一个滞后期。如5月11日发布的CPI数据是4月份的，但公众感受更多的可能是5月11日前后几天的市场价格。
价格指数的计算既简单也不简单。说它简单，是说计算一个甚至几个商品的价格指数简单。比如北京新发地的黄瓜价格，5月18日每千克最高价2.2元，5月17日每千克最高价2.4元，前者比后者，价格指数为91.7，表示今天比昨天黄瓜每公斤价格下降了8.3%。要计算其他单个蔬菜的价格指数也是这样容易，只要找到两个时期的价格直接相比就可以了。
但要计算今天与昨天相比全北京市黄瓜的批发价格指数就不这么简单了。不仅要把北京市几十家蔬菜批发市场相同质量的黄瓜价格收集起来，还要收集各个批发市场相同质量黄瓜的成交数量，这样才能计算出价格指数。大家从中可以看到，范围扩大了，计算价格指数的要求和难度也就高了，不仅需要价格资料，而且还需要交易数量，并且还要确保同样的质量，否则不同质量的黄瓜是没有可比性的，计算出来的价格指数自然也是不可靠的。
在一个城市计算一个单个的商品价格指数就这么复杂，如果再加上一个大米的批发价格指数，要计算出一个包括黄瓜和大米的混合价格指数就更不容易啦。
公众目前每个月在媒体上见到发布的全国CPI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262个类别的商品价格，生产过程是相当繁琐和复杂的。简单地讲，它的生产过程主要有三个步骤：一是按照确定的商品（服务）项目采集价格资料，二是确定商品（服务）的比重（即权数），三是选择计算公式计算价格指数。
我国计算CPI的商品（服务）项目，由国家和地方分级确定。国家统一确定商品（服务）项目的类别，涉及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262个基本分类，涵盖城乡居民的全部消费内容。考虑到各地居民消费的传统、习惯、消费水平的差异等因素，具体的商品由各地确定，国家审定。制度要求一个城市选择的商品（服务）项目在600个以上，全国加起来就是成千上万种。如蔬菜品种的选择，因为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北方选大白菜的地区多，南方选大白菜的地区就不多；北方爱吃大葱，南方更多的是选择香葱，差异不小。各地确定好商品（服务）项目后，统计部门派人直接按规定办法调查收集其价格。
关于商品（服务）的权数，即是各种商品类别在全部商品类别中的比重。我国CPI中各种商品类别的权数，是根据全国城乡12万户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调查资料计算出来的。它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报道中所说的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的变化适时调整，有科学的制度规定和严谨的调整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