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熟悉工程机械行业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一次，三一大概赔了1个多亿。”
不过，他觉得三一的风格就是如此。“他们非常看重对市场的开拓，即使失败了也愿意一次次埋单，然后再推出新的产品。”
偷师日本
德国产品能用4年，我们的能用3年，但他们的机器坏了维修跟不上，三一能快速提供维修服务。这就是创新。
2004年下半年，在政府紧缩银根、控制基建规模之后，三一重工遇到了麻烦。
“我们那时搁置了一些发展计划。对内部和外部形式的担心让我们担心项目的投产之日，就是停产之日。”唐修国说，那时为了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加强部门间的横向沟通，三一重工还将在早上7点半举行早餐会变成了一项成文的制度。
几个创始人又捡起了20年前看过的书。“我在1985年的时候就看过德鲁克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那时候还是台湾版本的，叫《有效的管理者》，是蓝色的外皮，没有今天的包装漂亮，是梁总让我看的。”唐修国关于和管理层讨论读书的回忆异常清晰。
德鲁克推崇的营销和创新在此后成了三一领导层常提到的话题。主抓制造的唐修国觉得要想弄明白这些，得去日本企业偷师。
曾经让三一又爱又恨的日本供应商，唐修国基本都拜访过了。小松、神岗、五十铃、川崎、KYB一路看下来，他发现三一的制造水平很一般，因为三一的离散型技能制造——产品种类分散、客户要求多、技能难掌控等，无法被大规模流水线代替。
麻省理工专门研究丰田模式的小组曾经被三一请到了工厂里。从丰田的精益思想，及其经营思想到三一未来的生产方式，一堂堂课听下来，三一的领导者们不得不承认，过去的发展有些过于“粗放”了。
“粗放到什么程度?觉得反正成长性好，盈利能力强就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没有房子我们盖，没有场地我们争地，没有设备我们买，没有人我们去招。”唐修国说。
在当时，梁稳根提出了“品质改变世界”，还给三一立下了军令状：技术创新、服务创新、质量精益求精。
“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产品容易坏。如果我们能够保证在品质上比德国货差不了太多，再在服务上弥补一些，大家就有可能选三一的产品。”三一重工副总裁何真临说，比如德国产品能用4年，我们的能用3年，但他们的机器坏了维修跟不上，三一能快速提供维修服务。这就是创新。
这个法则流传于整个中国工程机械行业之中，使得近年来该行业的进口替代现象愈加明显。2010年底，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11.55,0.27,2.39%)等企业占有全国混凝土拖泵市场80%的份额，液压静力压桩机、混凝土泵车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为70%。
不吝重赏
等到三一集团产值过100亿时，拿着牌子可以领10万奖金；产值过1000亿时，能领100万。
“袁金华到巴西创业去了。”向文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唐修国也感慨说，50多岁的人了还背井离乡，不过我要告诉他，留在那看完2014年巴西世界杯再回来吧。
这基本上就是三一集团创业团队的分工方式。“就像开玩笑一样。”唐修国说，“我跟梁总说，明天我分管这个怎么样?行了，那就你做吧。”
在三一集团，梁稳根是“法定”的董事长;唐修国任三一集团总裁，负责集团管理事务;向文波是上市公司三一重工总裁，被梁稳根称为“三一战略第一人”;毛中吾则坐镇北京，主管三一电气，同时任H股上市公司三一国际董事局主席;袁金华目前主管三一巴西公司。
在三一集团，梁稳根和向文波是露脸最多的两位，梁稳根也鼓动唐修国多去参加社会活动，但他拒绝了，他说：“我现在有时还能开个快车，外面的人不认识我。”
而作为三一国际董事局主席的毛中吾干脆不出席股东大会，他反问道：“我们这些人干点实际的活就完了，去那个干嘛啊?”“董事长的安排”让毛中吾做了董事局主席，他做销售出身，跑过市场、要过债，说话做事一丝不苟，很对国际投资者的胃口。
现在不管说起什么事，这几位都称“梁总安排的”。其实按照创业初衷，本来不是这么设计的，兄弟几个早做好了分家的打算。
当年比较出名的民营企业大都在江浙一带，让这兄弟几个不理解的一点是，这些企业做到最后都分开了，所以大家都觉得长久合作是一个考验。
“万一合作不好呢?还不如一人做一摊，以后大家互相持股，只有合作没有竞争。”唐修国回忆道。于是，几个人商量好，下一个企业谁做就由谁控股。
这种说法足以解释为何设在湖南涟源市茅塘乡的三一材料公司，创业四人的股份基本持平，各占20%多。到了三一重工，梁稳根却占了几乎全部股份。“我们个人是独立的、是平等的，是共事。”唐修国说。虽然他们后来都放弃了自己重新创办一家企业的机会，逐一从涟源来到长沙，但依然保持着相互间独立、平等的气质。
能让其他三个创业者不离不弃，还在于梁稳根表现在企业内部激励上的“老大哥风范”。
在三一重工的奠基仪式上，梁稳根意气风发，给参加奠基的几十位员工每人发了一块铜牌，并告诉他们：“好好留着，以后会有很好的回报。”
“牌子不值钱，也就十来块钱一个，和牌子一起的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人名，证明参加了奠基仪式。”唐修国描述说。牌子发给个人，纸在公司留底。等到三一集团产值过100亿时，拿着牌子可以领10万奖金;产值过1000亿时，能领100万。
很多人没把梁稳根的话当回事，牌子顺手一扔就找不到了，等到三一兑现10万元奖励时，有些夫妻还因为丢了牌子吵架。“明年三一就1000亿了，一个人100万。”唐修国讪笑，“岂不是吵得更凶。”
唐修国也有这样一块铜牌，三一重工奠基时，他和袁金华、毛中吾还留在涟源乡三一新型材料厂，铜牌都是后来补发的。他喜欢梁稳根办的这件事，但他说：“我还有一个好东西。”
这个“好东西”是支笔。2008年2月28日，三一集团高层签署了一个产值过300亿的绩效协议，梁稳根拿起签字的那支笔说：“这支笔我要拍卖，谁要?”唐修国说：“我要了，我出10万。”一旁的毛中吾接茬说：“我出十万零一百。”梁稳根瞪了毛中吾一眼，说：“别捣乱，你要出就多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