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李健实习生周凯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课题组调查发现，大学生每月的消费额主要集中在300元至500元、500元至1000元两个水平段上。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大学生，紧随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之后，处于高消费品拥有率的第三位。

调查显示，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家庭的大学生，消费水平几乎集中在300元至500元。每月消费1000元以上者，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比例最高，其次分别是来自自由职业、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每月消费支出300元以下的被调查者，以来自农民家庭的最多。

课题组认为，消费支出的悬殊，造成了大学生生活方式的不同。从高消费品的拥有和使用来看，手机、电脑、随身听和MP3在学生中的使用已非常普遍，拥有率均在50%以上，手机的拥有率高达91%。数码相机和驾照也正在进入学生群体，拥有量比较小。

无论哪种消费品，拥有比例均呈现出一致趋势，即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大学生处于最顶端，拥有率最高；而来自农民和下岗失业等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处于最底端，拥有率最低。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大学生，拥有率则处于中间位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志英认为，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这一社会群体在经济资源占有和权力占有上都无优势可言，但他们子女的消费却显示出相当的优势地位。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虽然向市场体制转化已20多年，但相当程度上仍是政治型社会，政治身份在社会资源分配上还有相当的影响力。

从学生自己付费在饭店吃饭的频率看，每周一次以上比例最高的是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51.3%)，其次为来自个体户家庭的被调查者(32.1%)，来自下岗职工家庭(12.7%)和农民家庭(6.4%)的被调查者最低，最高和最低相差了近45个百分点。而在几乎不去饭店的学生中，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和农民家庭的学生比例最高，分别为35.3%和27%。

从学生买衣服的标准看，虽然一半以上的学生都选择实用的标准，但是在选择流行和必需的标准上显示了差距。选择“流行”这一标准的来自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为28.2%；最低的为来自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分别为6.9%和4.3%。选择“必需”标准的以来自农民和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比例最高，分别为58.9%和35.3%。

课题组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家庭教育的差别。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往往能受到比较好的家庭教育，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生活问题上能够用比较正确的价值观指导自己。但来自工人、农民和失业人员家庭的大学生在排序中均处于最低，则说明经济的因素在指导学生的生活方式上起着基础性作用。

本报记者李健实习生周凯莉   一个普通教师眼里的校园分层变迁

本报记者李健实习生周凯莉

张世湘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一名教师，和学生打交道已近20年。

1978年，张世湘上大学，那时刚刚恢复高考，班里有拖儿带女的老三届，也有未满20 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家庭背景虽然各不相同，但不管来自何种家庭，大家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同学们在友好融洽的气氛里竞争。

20世纪80年代初，大学生里几乎没有独生子女，经济上也不是很宽裕。毕业后就业以分配为主，家庭的关系网络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但分配总体上是公平的。张世湘说，那时大学生的分配，主要是靠自己的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社会阶层差距通过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等因素慢慢显现出来。张世湘还记得，那时大学里出现了贵族一派，他们平时追随一切外来时尚，但也能和其他同学玩到一起。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张世湘发现，校园里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了。她曾经有一个学生，来自山西的一户贫困家庭，周围同学的家境都比她优越。这个学生非常聪明，但性格有些自闭、古怪，有强烈的自卑感，经常在宿舍和其他同学发生矛盾。当别人谈话正酣时，她忽然大吼一声：“我要睡觉，要说话去外边。”她还买了块大布，把自己的床、书柜围起来，每天躲在里面看书，也不愿意和人说话。

张世湘说，校园虽然被誉为象牙塔，但还是无法摆脱社会的影响，大学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阶层的不同，给大学生的生活、就业甚至恋爱带来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