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阵的紧张筹备之后，7月和8月，上海居委会正迎来选举的高潮。

城市基层民主的价值

据说，闸北区的一位老太太，在周末投票日那天特意翻箱倒柜，找出了已经发皱的旗袍，并为自己化了妆，然后来到指定地点地投下了她的一票。

看到这一幕的一位“选举观察员”有些感动：“这说明他们这些老人，确实是把居委会选举看成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事情。这跟他们丰富的阅历有关，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

早在5月份，上海市民政局和复旦大学专门成立了一个学术调研组，希望可以近距离地观察和分析这次选举，他们因此被称作“选举观察员”。

学术调研小组的联络人之一、复旦大学的讲师刘春荣说，由于改革的递进特征，中国基层民主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空差异。

1980年代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后，农民从集体身份转为个体身份，个体的出现对民主参与来说很重要。而在城市仍然实行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失业人口少，社会边缘群体少，居民的工作、生活大多跟单位有关，都是“单位人”，通过单位体制就可以实现管理。

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改革逐渐把人从单位释放到社会，人与社区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包括下岗工人的归属地也是社区，居委会与居民的生活、经济利益的关系逐渐发展。城市基层政治秩序的再造也被提上议事日程。

朱银山对此有直接的感受。“现在新建的小区，居民往往就不希望外面的人进来，他们会要求自己选居委会主任。他们有这种意识，用民主自治方法来管理自己的小区。”

中国居委会主任有“小巷总理”之称。作为城市最基层的组织，城市居委会管的往往是些“鸡毛蒜皮”，职能主要包括：居民公共福利、政府政策宣传、集中民意等。它与农村的村委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居委会没有土地分配权，没有经济利益，基本是纯粹的服务组织。

王育才说自己明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调解邻里关系，照顾老弱病残”将一直是自己的重要工作。

但他相信，居委会这个民众自治组织正在城市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政府还是市民，都希望居委会扩大民主实践，摆脱行政化的作风，更多地向服务市民的自治组织转变，“促成这种转变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直接选举。”

复旦大学教授林尚立对基层直选曾有这样的归纳：“城市的组织和管理，最根本的不是政府去直接组织社会，而应是政府帮助社会进行自我组织”。

为此，上海市“十一五”规划定下的“民主指标”是：2010年，直选比例至少要达到85%。

但是，根据记者近一个月的采访、观察，不同阶层的上海居民对这场直选的态度仍存在差异。

在老年居民穿上旗袍去投票的同时，年轻人、富人，这两类通常被认为是“民主意识较强”的群体，对居委会直选的参与热情却不高。徐中振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之前的居委会组织与他们的利益关联度不高。

不过，24岁的王育才的当选还是让专家看到了年轻人参与民主试验的希望。

“关联度越低越是要建立关系，否则传输机制就可能出现问题”，刘春荣说，直选正是为了激活居委会和居民的关联。

“有这么多人去慢慢熟悉民主治理的规则和方法，光是这一点就已经非常重要。”刘春荣评价道，“通过选举，政府也在学习，学习用新的方式与社会交往，与社会重建连接。彼此互相学习。”

这或许也是政府的追求。

“不仅要注重目标任务的完成，更要注重过程，要把换届选举过程作为培育人民群众民主意识、行使民主能力的过程。”上海市民政局的一份文件中如此强调。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