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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莹说，夏红玉的典型意义在于，像她这样遭受如此残忍伤害的女性，却未能得到赔偿和及时救助。事情发生已经两年了，当事人还无法从阴影里走出来。一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往往在离开家庭后无法找到生活的方向。

李莹表示，如果能帮助夏红玉走出来，让她有重新生活的勇气，也是给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树立一个榜样。中心希望以此为机缘，与有关机构合作设立一个专项公益基金，以帮助那些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因为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不属于国家审定的有权自主设立公益基金的机构，他们只能通过和别的基金会合作来建立这个专项基金，可他们联系过的几个基金会都以有类似基金或需要审批为由拒绝了。

对话夏红玉

“这段婚姻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12月9日，在北京临时住所附近的一家麦当劳餐厅，夏红玉在记者对面坐下来时开始有些不自在。当往事在讲述中慢慢展开，她好像忘了身边的一切，一口气说下来，停顿的时候眼里总是含着泪光。她说许多话已经说过一千遍，可每次讲述都像是第一次告诉别人。这种倾诉，在很多时候成了她解脱痛苦的一种方式。

关于丈夫 “打死我也不相信他有精神病”

新京报：你和牟伦胜认识多久结的婚？之前感情怎样？

夏红玉：2004年初，我被牟伦胜的哥哥介绍给牟伦胜，当年4月就结婚了。他哥哥牟伦兴在我们那里一个派出所当副所长。我们婚前一共也就见过三四次面，婚后感情也不好。他在此之前没打过我，就是喜欢在同房的时候折磨我。他管我管得很严，不让我和朋友交往，偷听我和朋友的电话，他不喜欢我出门，出门前规定必须几点回家，回来稍微晚一点，他就给我脸色看。

新京报：他给你的感觉是一个怎样的人？

夏红玉：他话很少，看着挺老实的，经常闷声不响。他心肠有时挺狠的，在折磨我的时候眼神很吓人。但他精神很正常，他当了两年保安从来没打过架，没出过事。和他一起长大的同学都说他绝对不是精神病。就是活活把我打死，我也绝对不相信他有精神病！

新京报：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夏红玉：他说我有外遇。在挖我眼睛的时候，他跟我说我得不到你，也不让别人得到你，我把你的眼睛挖了，我养你一辈子。

关于赔偿 “这两年我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新京报：你认为他们家是有能力给你赔偿款的？

夏红玉：他们家拆迁拿了5万多块钱，现在大队给他们家出了证明，说那个房子是他姑姑的，可原来我们结婚的时候从来没人跟我说过那房子是别人的。还有，我们结婚的时候收了1万多块钱，生小孩的时候别人给的大概也有1万元，可他们一分钱都不给我。

新京报：现在靠什么生活？

夏红玉：妹妹在广东打工，每个月给我200块钱，我用来上访。爸爸把房子卖了，和我先后来北京上访5次。每次来北京，我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买车票都不够。我就买最近的两站票上车，被赶下来，再买最近的一站。每次被查出来，我都羞得直哭，一边哭一边求人。我一个女孩子，我也有尊严。我也知道逃票可耻，可我只能不要尊严。这两年我活得没有一点尊严。

新京报：这两年就是不断上访吗？

夏红玉：主要是上访，每天都面对这个事情，我脑子里面好压抑。我一定要让牟伦胜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念头支撑我活下去。

关于孩子 “这个孩子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新京报：出事后见过孩子吗？

夏红玉：没有，我也不想见。你们可能觉得我狠心，可因为这个孩子，我遭受了这么多痛苦，我的一生都毁了，我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这段婚姻和这个孩子都是我这辈子的苦难。

新京报：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夏红玉：我还有未来吗？为这个事情，我已经折腾了两年，我真的累了。我就希望能够有平静的生活，希望我的眼睛经过手术能够好一点。如果社会还能接受我，就去找一份工作。我特别怀念21岁之前的日子，那时我在西饼店当服务员，有很多朋友，特别特别快乐，我那时很喜欢唱歌。自从认识他们家人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我的噩梦。

新京报：这件事给你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夏红玉：终生的恐惧！我以后不会再结婚了，我好怕。我现在最无法接受的是我身体的伤害永远不能复原了，我白做了一世女孩子。

新京报：其实有时候，你可以尝试着去忘记。

夏红玉：话说得容易，可我忘不掉。每摘一次义眼，我的痛苦就加深一层，我忘不掉。

部门回应

“牟伦胜家庭困难无力赔偿”

咸丰法院称，希望通过救助途径帮夏红玉拿到赔偿

12月10日，湖北省咸丰法院执法大队陈队长在电话中证实，夏红玉确实还没有拿到赔偿款，他们正在执行当中。陈队长说，牟伦胜家庭确实比较困难，而且牟本人正在服刑，无力赔偿。牟伦胜的母亲也很穷，没什么财产。对于夏红玉提到的那笔拆迁款，陈队长说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也只有两万多元，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陈队长说，他们正在和恩施州法院协调，希望能通过救助的途径帮助夏红玉拿到赔偿款。

作者：  责任编辑：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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