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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浙江省政府新闻办向媒体公布了浙江省8起药品大案，“云仙牌”假药案名列其中。官方公布的数据是，泰来医药从云南共购入“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13批次计59476瓶，分别销往13家单位。

本以为假药该从此销声匿迹了，可2006年1月，高敬德又在上海市南大路一家性保健品商店发现了“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他用80元买了一盒，赶紧又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中心举报。让他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走在街上的他突然被人套上麻袋，一顿毒打。

“他们连我举报用的电话号码都说出来了。”高敬德叹口气，直摇头。

平静的日子再也没有了。他记不清家里的玻璃窗被人打碎了多少次。一次，小舅子也无故被人打破了头，妻子再也按捺不住怨气，提出了 离婚。“我很爽快地答应了，她不该跟我担惊受怕。”高敬德尽力作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因为害怕被报复，高敬德过上了“游击”生活，每个朋友家住几天，还常常不得不在公共浴场过夜。有一次，他借住的朋友家的窗子也被砸碎了。“那是我最最伤心的时候，我觉得太对不起朋友了。”他什么也没解释，默默收拾了行李，马上离开了朋友家。

就在高敬德在上海又发现“云仙牌”露头后两个月，2006年3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云仙假药案中三位涉案人非法生产销售药品一案，并在2006年5月17日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处林剑等3名责任人3~5年有期徒刑。

2006年9月，金华市药监局又对泰来医药发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罚没合计426万余元。据称，这是浙江省药监系统开出的最大一张罚单。

不过，让老高没想到的是，泰来医药对金华市药监局的行政处罚不服，又向婺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更让他吃惊的是，法院竟然判泰来公司胜诉，并撤销了金华市药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是销售假药是个人行为，公司并不知情。

“怎么可能不知情？我查到假药后一年多，市场上还能买到，公司怎么可能不知情？”老高忿忿地说。

记者找到位于金华市区的泰来医药公司。总经理赵锡华面对记者大倒苦水，一再声称公司也是受害者。“林剑是厂家的人，办公室安在我们这里而已，我都没见过他，哪里知道卖的是假药呢？而且，自从2004年五六月份接到上海局的通知，我们一瓶也没有再销售过。至于市场上为何还能买到，我就不知道了。”

一个不容忽视的背景是，曾任金华市市长的原浙江省药监局党委书记、局长郑尚金今年2月初因涉嫌受贿在深圳被捕。郑的前任周航因收受300万元贿赂，于2002年8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前后两任药监局长受贿落马，在全国范围内亦属罕见。

2007年3月7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金华市药监局对泰来公司的上诉案，当庭没有宣判。这一天，高敬德正因劳累过度患上胸膜炎，躺在上海市肺科医院的病床上。

打击假药的“同盟军”，居然在药监局被打

似乎是打假上了瘾，在“咬定”“云仙牌”的同时，高敬德几年来在上海和杭州两地，“顺带”举报了上百起假药。

这三年多，和老高打交道最多的人就是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媒体记者，他可以随口报出某位药监局局长的电话，也可以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而让你去找某记者核实。

老高最喜欢叫记者和他一起去打假：“我在××路又买到假药了，你要过来吧？”记者经常接到老高这样的电话。

2006年7月31日，记者和高敬德一起跟随上海市闸北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分局的工作人员打假，对记者的到来，老高很高兴，还叫来另外几家当地媒体的记者。

在药监局的会议室里，他走来走去，很兴奋的样子，一会儿和药监局的人说两句，一会儿又向记者出示刚刚买到的假药。

在去打假的路上，药监局的人一边调试一台暗访机，一边和老高调侃：“老高啊，这次为了你，我们连这么先进的仪器都带来了。”

“这是你们的责任，怎么是为了我呢？！你为我，我为谁呢？”老高显然很不满意对方的态度。

根据高敬德提供的线索，药监局的人先到了沪太支路上一家无照小店。为了避免被发现，车辆停在几十米外。

一男一女两个工作人员穿着便装先走了进去，包里装有微型摄像头，问了两句，四处看了看，没什么发现，就出来了。

接着，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再次进入小店，也没什么收获。这时，坐在车里的老高待不住了，自己径自走进去，翻出了几盒假“伟哥”。

“我说得没错吧！”老高有点得意地说，然后又斜眼瞟着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每次举报，只要我不去现场，你们肯定查不到。只要我去了，一定能查到。”

作者：  责任编辑：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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