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网资讯中心

“我回去了。但没过几天又跑了出来，以后大半生都在外面漂泊。”直到几年前，他才回去过一次，看望了仍健在的亲人，如今弟兄们都已是儿孙满堂，日子也过得红火。“我那次问了我弟弟的年纪，81岁就是根据他的年龄推算得来的。”

“解放前，我一直在靠打零工养活自己，在有钱的商人家干过活，也给军阀军官打过杂。1949年，我去了广西南丹县公安局，在那里做勤务员，后来领导又介绍我去了某军区后勤营房管理部……转业的时候，军区的领导给我开了介绍信，安排我回老家。我那个时候根本不想回去，拿着转业证和介绍信就去了北京了。”

“我跑到了中南海，门口的警卫问我：小鬼你要做什么？我就回答说：想看毛主席！”

“真的看到了吗？”记者也忍不住问。

“毛主席没看到，倒是住进了条件不错的招待所，在那里遇到了好几个年轻人，我们一商议，决定邀着一起去‘看世界’。那几年我们差不多跑遍了全中国，唉，年轻的时候也不懂事。我在杭州街上遇到一个卖‘白牙灵’的江湖艺人，他见我人机灵，收我做徒弟。哪料到后来有人说我总不像卖药的，是投机倒把、诈骗犯，还有人说我是台湾来的特务……就这样我被抓了起来，在监狱改造了8年。”

“不觉得委屈？”

“都过去了，没什么了。谁叫我当时不好好回老家工作呢？”陈伯轻轻地摇了摇头。

捡垃圾捡到满身生疮的“小毛”，11年后“小毛”请他吃大餐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郴州监狱服刑完的陈文留了下来，负责监狱的后勤管理，他非常珍惜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踏踏实实地做着自己份内的工作。

除了积极工作，他还总喜欢在垃圾堆里转。“我每个月有固定收入，捡破烂卖的钱我就拿去充公，改善一下监狱里的伙食。”有一次，在火车站捡垃圾的陈伯看到了一个满身生疮的小孩。

“他一个人坐在那里，路人见到了都不自觉地躲开。我就走过去问他是哪里人，他告诉我是嘉禾县的，和父母吵了架跑了出来。我问他愿不愿意去我家里，他点了点头。一回来我就给他洗澡，洗的那个水啊漆黑的，然后又给他弄来药水泡，药膏涂……一共住了十天的样子就走了，走的时候身上的疮基本上好了。”

“当时他多大？”记者问。

“十三四岁的样子。”陈伯说，那个时候他并没有问孩子的姓名，只知道他的诨名叫“小毛”。

“哪晓得隔了11年后，他还跑来找到了我。他居然还认得我，可我哪里还认得他出来？当时我在单位对面的街上正和人聊天，一个年轻人朝我走过来，他见我旁边有人，就说你过来一下，我就过去了，他仔细对我瞧了瞧，忽然抓着我的手说：哎呀，陈伯！就是你，你还记得我不？我是‘小毛’啊。”

“小毛”跑到商场给陈伯买来了一台当时流行的黑白电视机，又请从来没下过馆子的陈伯去“最贵的饭店”吃了一顿大餐。

“后来有两次过春节他还来看过我，听说他在广州做轮胎生意当了老板。”说完，陈伯又笑眯眯地吸了一口烟。

“像小毛这样的流浪者，您一共救助过多少个？”记者问。

“我没具体算过，这么多年加起来应该不下300个吧。都是十几二十岁的男孩子。大多和家里闹矛盾了出走的，也有一些出来找工作后遇到困难的，还有一些是被遗弃的有缺陷的孩子。”

“还记得第一次救助的那个吗？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年代我真记不太清楚了，那个时候吃饭要粮票、买布要布票，应该是我出狱后没多久。对方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在郴州火车站候车室里遇到的，他几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他买了一碗红薯汤，他流着泪吃完了。给了他车费叫他自己回去，哪知到他不肯一个人走，后来经不住他再三恳求，我只好亲自把他送到了衡阳老家。”

最多时家中收留9个流浪小孩，曾被“借”走两万多元钱

郴州监狱原保卫科科长刘晴立告诉记者，一次他去陈伯家，看到、房间里摆了好几张上下铺的床，上面坐满了小孩。“我数了一下，居然有9个。”

去年11月，陈伯在郴州火车站广场给一个流浪乞丐喂饭，一个清洁工人抱怨乞丐太脏太臭，与陈伯发生了争执。

“他竟然对我说：你还给他喂饭吃？你是他爹呢还是他妈？让他早点死了算了。我一听心里就来气了，我就说你这是人话吗！要是你自己的孩子变成这样，你还说得出口吗？”

“难道您没觉得麻烦？”

“是啊，为了躲开那些上门借钱的人，我在门口挂了一个牌子，写着‘我有肝炎、肺结核’，结果他们还是不怕啊，我没办法，只好搬出去住了一年多。”说着，陈伯起身从抽屉里翻出一叠已经发黄的借条，“这些是借出去至今没有还来的钱，可以说都是兑不得现了的。”记者清理了一下，一共有40张，全是手写纸条，最早的一张落款日期是1986年7月，加起来有两万多元。

作者：  责任编辑：蓝宝石

下一篇更精彩：厂长酒后乱摸女工被暴打 民警调解后向对方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