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怨言颇多却死水一潭的中国高校招生制度今年出现两个新动向：一是中国政法大学宣布按人口比例招生，二是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部分试行面试录取，面试的“印象分”比高考成绩权重更大。耐人寻味的是，对待这两项动作都不算小的改革，民间和身居高位的“庙堂学者”再一次出现巨大分野。 对于民间基本上一片赞扬之声的中政大模式（网易“你认为高校应该按什么标准在各省招生才显公平？”的在线调查显示，认为应按“各省人口数量”分配的占63%），专家学者们却提出了激烈批评。在日前中国法学会组织的公民受教育权平等问题的座谈会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副主任卢干奇表示，中国政法大学按照各省人口比例分配招生名额的办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平等权的问题。如果单独按照人口比例，对于基础教育搞得好的省份，会减少优质生源上大学的比例。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则认为，按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规模会造成当年(低水平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复归，“可以说是‘大跃进’的翻版。”并指责这是完全不懂高等教育的一种“炒作”。

　　而对于复旦大学的招生模式，卢干奇表示激赏，认为它把现行“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向前推了一大步。孙东东则只是认为，面试招生很难推广，一方面是面试的统一标准不好把握，一方面有时负责面试者并不能充当好伯乐角色。而与此同时，民间对于复旦面试的质疑却不断浮出水面。先是有人问“假如一个农村的学生参加复旦大学面试，结果将如何？”因为在复旦大学的面试中，提问者不拘泥于课本，社会关注度的考察被提升到重要位置，考的其实是知识面，而不是学生本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后来的预录结果更令人大跌眼镜：复旦大学只有部分非重点中学考生入围，而在上海交通大学自主招生面试中占近5％的非重点中学考生当中，无一人过关。这样一种过分强调“知识面”的考试，难道就是对应试教育的革命对素质教育的尊崇？非也，它是在以素质教育的名义强化应试教育！专栏作家连岳对此的批评堪称典型：“复旦、交大的高考面试题被媒体将地位拔得很高。我只能用大失所望来形容，除了一些预设了答案的题目，更多的是考学生对时事的黏着程度，我每周都得写时评，里面提到的许多新闻我都不知道，更不用说那些时间宝贵的考生了。我觉得问题最大的考题是‘讨论一下《无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给网络生活带来的启示’。它不仅涮掉了品位雅致不看《无极》的学生，更是把没有电脑的穷学生(不要跟我说中国富得流油了)一闷棍打死。出题者与现实的隔绝，可以从中看到。让我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如果考官拟了一题:‘请论述一下乘坐奔驰轿车与沃尔沃轿车的区别。’似乎每个考生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刚性的题目，而且时尚又独特，看起来非常改革，其实对绝大多数坐公交车甚至只能走路上学的考生来说，这增加了难以逾越的不公平，他的智力、学问完全无法发挥；而坐过这两款车的富家子，就算是猪头，也能说得惟妙惟肖。”在这里，专家、学者、教授们的出题智慧令人生疑。而这样偏重于与考生的成长背景、经济教育状况之类第三方因素息息相关的知识面、知识点等，而不是偏重于人人皆有、人人皆要的对方法和逻辑的掌握这类基本功与应用能力的考试，不管以笔试还是面试的面目出现，都是对考生的极大不公正，它是应试教育的帮凶，也是对教育公平的嘲弄。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许多考试尚缺乏效度资料的支持，所谓“效度资料”，即可以用事实说明：在这项考试中考高分的人的平均能力高于考低分的人，以考试选拔的学生比随机选拔的学生的平均能力更强。即使积累了足够的效度证据，我们也仅仅可以说这个考试是有效的，也不足以说这个考试是公平的。在以一张试卷考查不同学生时，公平的前提是这些学生以往所处的教育和生活环境基本相同。以同样的考试考查条件和环境迥异的学生，并无公平可言。

　　尤其在大学垄断未除、缺乏公平有力的竞争，大学招生的腐败和低效成本无法内化为大学办学成本的条件下，统一高考的效用值得怀疑，品德和能力都不足以令人信服、随意性更大的“面试录取”就更应慎重。

　　此外，考试遵循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市场竞争逻辑，但教育需要遵循的却是社会权利逻辑——即保障不同起点不同出身的人能够在成人后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很显然，考试本身无法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所以教育公平需要政策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