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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太紧张了，开始的想法很浪漫，结果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片空白。心里极端后悔。”胡说。

　　这次经历带给胡的经验之谈是：一定要精挑细选。

　　第二次精挑细选，他们找到一对大学教师，“他们有经验，素质也高，都是大学老师，很理解人。事实上，我的初衷就是想别的绅士好好照顾我妻子，让她获得不一样的感受。”胡说。

　　这种说法的背后隐藏着的判断是：夫妻二人在一种心理均势下获得了梦想之中的快乐。“交换最关键的是让自己的太太看得上对方的男的，过程中要让女方满意。”胡坚持一贯的“太太万岁”的立场。

　　按照胡应希自己的说法，他为他的太太和他自己挑选交换对象的时候更加强调对方的心理素质和精神气质同自己一方的匹配。

　　“我们都喜欢古典音乐，她喜欢园艺、集邮；我喜欢读历史，尤其是二战史、文学作品、文艺批评，我在读书的时候还修了三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装饰课程。”胡很自信，他认为自身的心理素质和精神修养相当经得起考验，交换能不能成功只取决于对方的素质怎样了。

　　“但是如果你把改善婚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交换上，那么恐怕是交换不能承受之重”。胡说到交换伴侣的原则时这么说，“双方是绝对不能谈论感情的，事实上有感情问题的夫妻别人也是不愿意和他们交换的。”

　　并不是所有的参加交换者都和胡应希一样，希望通过交换伴侣来改善陷入僵局的夫妻生活。

　　高德明(音)，这对夫妻结婚的时间比胡应希要短的多，只有三年的时间，夫妻两人都是大学本科，分别是30岁和29岁，高级白领，太太除了日常的工作外，在重庆市的解放碑还有一处自己的生意需要打理。

　　高德明说他喜欢足球、音乐和交朋友，太太喜欢看电视、看书。这对夫妻还没有孩子并且没有在近两年内要孩子的计划，他们没有交换的经验，两个人目前对此事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看法就是：这无非是一个身体游戏，没有那么复杂。所以他们不存在谁说服谁的问题。

　　“只要双方都能看得透就可以了。”高德明说，“你已婚，但是发现这并非你心目中最理想的婚姻，爱情需要妥协，那么，交换就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尽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产生“交换伴侣”的念头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却大体相同。“交换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和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披头士”决然不同的一点是：从外表上看，他们都显得非常的“温良恭俭”，一群看起来最不容易出轨的人，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安定分子”。

　　“换妻”是即将席卷中国中产阶层的“冰风暴”吗？并没有确切的迹象表明，这一行为有可能会受到所谓的“天谴”。这种来自中产阶级的内在的精神危机肯定暗含了某些问题，却没有人告诉我们，他们的问题究竟在哪里？他们会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吗？假如性是婚姻生活的内在动力，但是不是就是说，性是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呢？

　　肯定不是，有时候“交换”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沦落”，不少人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得不到预期的快乐的时候，它会让参与的双方同时感到巨大的哀伤和一起体验沮丧的感觉。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参与交换活动的人们必须谨小慎微。

　　“首先在目前肯定是要避免双方是熟人，如果联系到最后，是在一个单位或者公司里面的熟人那就糟糕了。”胡应希说。

　　其次可能就是夫妻之间的心态上的变化，在韩国电影《蝴蝶俱乐部》里，参与交换的夫妻是要在交换之间达成协议的：表示对对方的绝对信任。

　　“我们没有纸上的协议，但是肯定在心理上达成了共识。“高德明说。

　　这些协议听起来让人觉得意味悠长。比如很多夫妻这样约定，这样的交换活动只能互换一次，夫妻双方均不能在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和自己交换过的一方夫妻见面，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忠等等。

　　胡应希承认，尽管自己觉得那对大学老师夫妻非常投缘，但是他们也并没有结成他想象中的“长期盟友”，事实上也绝非有这种可能。

　　“性是很私密的，必须和自己熟知并且信得过的人才能分享。”他说，但是在现下的世界，即使是邻居，也很难让人信得过，何况还要交换伴侣？胡应希自己显然明白这一点。

　　并非没有人在这项活动中失意。“有参加完活动之后，双方都十分后悔的，尤其是女方后悔。认为自己的清白从此完了。”胡应希说。

　　假如“换妻”和道德无关，那么和孩子则一定相关。胡应希说，很多参加完了换妻活动的男女回家后，只要看到自己的孩子，就会感觉到一种愧疚之情——孩子应该成为父母实现隐秘的快乐之路上的牺牲品吗？

作者：  责任编辑：中网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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