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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军 整理/张小平

高跟鞋砸出如意郎君

2000年，我高考失败。父亲担心我的前程，找亲戚凑齐7万块钱，通过中介把我送到新加坡留学。10月19日，我飞抵新加坡。虽在异乡，但华人随处可见，加上说普通话就能与人交流，我并不觉得陌生。我顺利通过预科班考试，被私立大学录取。转眼两年又过去，我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把这滨海国家当成理想家园。父亲劝我回国就业，我置之不理，固执地留下来。

我搬出学校，租住在廉价格子间里，与很多漂游族一样，每天早出晚归地找工作。可在这弹丸之地，就业原本已紧张，加上我的二等学院文凭，要找到合适工作难上加难。眼看返遣期日愈逼近，我的心情焦躁起来。

第7次面试，我又一次失败了。我颓废地回宿舍，进门时，漫不经心地踢脱鞋子，高跟鞋划出一道弧线，竟被甩出了窗外……

我关上门，匆忙赶下楼。眼前的一幕令我呆住——平地上，横躺着一亚裔男子，高跟鞋斜摆在前方，距离他头部不到十公分。难道我的高跟鞋将他砸死了？我惊慌地想，尖叫起来：“死人了，救命呀！”叫声没招来围观者，反把他吵醒了。他扬手摁住头，艰难地站直，瞪着我，许久才说：“姑娘，不用喊了，我没事。”我冲上前，呆呆地拾起高跟鞋，喜极而泣。他轻拍了我的肩，念叨着：“没事。”

就这样，认识了陶迁，十年前从福建移民到新加坡的单身汉。带着负罪感，我送去纱布、消毒药，他感动地握住我的手，非要请我去吃日本料理。

呷着波尔多红酒，品尝着鲜美的三文鱼，我壮着胆子问：“为什么对我这么客气？”他笑而不答，只是深情地看着我。也许是远离亲情太久，片刻间我就把他当成最亲的人，倾诉起要被迫返国的遭遇。

他沉默着听完，缓缓地摊开手，握住我手背，诚恳地说：“不如你……嫁给我吧！”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求婚搞懵了，惊诧地立起身。并非我保守，而是无法接受仅见过两面的男人的求婚。

他深情地说：“原谅我冒昧……可我实在等不得你回国才相爱，等不得失去你后才后悔呀！”我凝望着他，他的睫毛间有泪光闪烁。他说：“只有你我立刻结婚，才能让你留下，才有机会与你在一起。”他冒着风险求爱，竟是不希望我被遣回国？！相处尚浅，却能相知相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2004年10月11日，他牵着我去登记，还替我把行李搬进他公寓。少了婚礼，少了祝福,他做了四碟福建小菜，还把高跟鞋摆在中央见证。虽然寒酸，但那一夜我俩照样鱼水交欢。

为助丈夫我嫁了第二个男人

我又去了面试，是家对华贸易公司，地处郊区，月薪很低，应聘者寥寥无几。也许是竞争小，也许是结婚后有了底气，我竟然被录取了。

我激动地返家，把消息与陶迁分享，他诺诺地听完，摩挲着我的腰，得意地说：“我有哥们答应帮忙找关系，尽快替你申请新加坡公民权。”申请公民权？就是我将成国家公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了？我幸福地以热烈的吻“报答”他。

有点累，我头枕住他胳膊，突然想起自己还不清楚他的职业，好奇地问：“你在做什么？”他望着我，嘻笑着说：“商人，经营人口。”我捏住他的鼻子，嘿嘿直笑：“不如你把我经营给总理先生吧！”他倏地将我抱在心口，嘟囔着说：“我可舍不得。”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过了三个月，陶迁突然兴奋地告诉我：“你的公民权批下了！”

如果你决定出国工作生活，就会明白最渴望什么。虽然“公民权”，只是简单三个字，但它所代表的权力和待遇，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尖叫起来。那一夜，我失眠了，设想着换份高薪职业，憧憬起生个胖小子，让他上最好的学校，读最好的大学……

很快进入了雨季，那天我回到家，见陶迁倒在床头长吁短叹。接连几天都这样，我不由担忧起来，关切地问：“怎么啦？”在我的再三追问，他才说，一个月前，他把所有的钱都投资到批发水果上，哪料到草莓遇上雨水，全腐烂了，血本无归还欠下三万块钱。

可我月薪不到三千，扣除开销，上哪去筹这么多钱？我把存折给他，他望着上面的三位数，哭笑不得。他想了想说：“我有法子可赚钱，无本万利，只是担心你不愿意做。”

看着我疑惑的神情，他接着解释，如今有很多外国人在新加坡工作后不想出境，按政策又必须返遣回去，于是他们就采取假充与本国公民结婚的方式获取社交访问准证，以延长停留时间。“结一次假婚，领一个假证，就可赚一万块，相当你整年的收入。”他绘声绘色地说完，眼冒金光。

作者：  责任编辑：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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