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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加之在世界性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下，中国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稳定巩固第一产业、调整提升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政策的实施，必将带来就业结构的大变动。(1)第一产业的农业部门还是低层次的垦殖，农民的收入水平远低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现行政策、体制自然驱使大量的农民向工业部门转移。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加剧了城镇日益紧张的就业问题。(2)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由于结构性供大于求，致使传统产业部门的失业下岗人数大增。加之行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改造后的企业和新办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下降。(3)第三产业虽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场所，近年的增长速度也较快，但其包袱较重，以及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因而吸纳新增人数有限，不足以解决其他产业转移的人员。

3、劳动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

从国际横向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多国模型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世界其他国家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偏差都是不断变小的，说明了这两个产业吸纳的劳动力的比例正逐步与产业创造的产值比例相匹配。但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关系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经验的两个重要方面：第一、与相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三个产业结构偏差大于其他国家。第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结构偏差趋向均衡的速度大大慢于其他国家。

中国的结构偏差大并且趋向均衡的速度慢，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劳动就业的困难所在：从静态的角度看，劳动力在三个产业上的配置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产业吸纳过多的劳动力，而二、三产业却吸纳劳动力不足；从劳动力配置的动态调整看，中国存在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过慢的现象。

4、促进就业仍有体制、政策约束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就业被列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根据就业信号作出反应，争取财政手段或货币手段，通过提高政府购买水平，提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采取减税措施，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总需求，提高就业水平。但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看，货币政策对扩大就业作用不大。原因在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体制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从银行的组织结构看，"总行-分行-支行-营业点"式的条条性和全国性的银行较多，地区性、社区性的银行较少；大中银行较多，中小银行几乎没有。在这样的银行结构和体制下，货币流动都会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从农村、小城镇流向大中城市，从西部不发达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势；流向微型和中小企业的货币数量少，，面向特大和大型企业的流量大；向能增加就业的社会企业流动较少，向政府投资的交通、城建等后续增加就业较少的项目流动较多；向垄断性的、不断向外减人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流动较多，向能增加就业的非国有的加工企业流动较少。因此，中国中央银行实行收缩政策，会影响一部分就业，但扩张并不能显著地增加就业。

从财政体制和政策看，对鼓励创业和扩大就业也并不十分有利。税收的大部分来自于投资和企业的生产经营，能扩大就业机会的投资、创业和经营税赋重，而在经济活动中并不直接创造就业的环节上，其收税(比如财产税、消费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中所占比重却较小；非生产经营的投资和房地产等税费较轻，而生产经营的投资和房地产税费较重；不能增加就业的特大和大型企业相对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政府各部门的收费相对要少得多，特别是不向工商管理部门交个体经营和企业管理费，也不交市场管理费，并且个人所得税一项，要比资本密集的特大和大型企业多得多；由于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投资设备和厂房在税收中不予抵扣(除试点外)，导致企业投资负担较重，进入市场的资金门槛和成本较高；即使对于大学生、复员军人、下岗职工进行的创业优惠，也是特惠制，而不是对所有的能增加就业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实行普惠制。从美国政府的税收结构来看，联邦税收以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和公司所得税为主，其中个人所得税约占一半；社会保障税约占30%；公司所得税约占10%。美国的州税和市县税则以财产税、销售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三者之和约占75%～80%，从企业中收的很少。可以看出，美国的税收中，公司税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一种鼓励创业、投资和企业经营的税收机制。与美国的税制比较，中国的税收制度对扩大就业并不十分有利。

作者：  责任编辑：中网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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