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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怀珍 中国银监会湖北银监局局长

　　提要 2007年以来，为防止经济运行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从货币政策来看，先后11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6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频率之高创下了我国宏观调控历史的纪录。这些调控措施的出台是及时的、有力的，方向是正确的，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但是，宏观调控是一把“双刃剑”，在控制经济过热势头的同时，也会对经济各个层面产生影响。因此，在考虑调控总量的同时，需要解决好国民经济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需要兼顾地区差别、机构差别、行业差别，尽量避免出现负面影响。

　　一、实行区域弹性调控政策是解决宏观经济运行根本问题的必然选择

　　2007年以来新一轮宏观调控的背景是流动性过剩，但是当前的流动性过剩仅仅是表象，并非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过剩，其深刻的背景和根源还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衡，表现为货币的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货币流动性过剩和资金相对稀缺并存。从流动性的地域分布来看，面临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从城乡格局来看，城市面临流动性压力而农村仍然是资金的洼地。因此，导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各种问题的深刻根源在于非均衡的产业结构、非均衡的需求结构、非均衡的区域结构。

　　早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结构差异和不平衡现象，并面临着大规模的经济变动和经济结构调整。由于市场经济不发达和经济体制转轨刚性，在单一的货币政策下，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明显的“回波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和不均衡性，甚至会导致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利益冲突的发生。因此，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使用结构性的调控方法来进行调控。否则，单纯实施统一的政策，进行总量调控，没有有效引导结构调整，则会事倍功半，不仅不能实现调控预期目标，反而会加剧经济失衡。理由如下：

　　（一）统一的调控政策会对不同的区域和群体带来不同的影响

　　统一宏观调控政策对不同区域的经济金融运行影响有显著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效应，这在经济运行中已得到很好的证明。比如，不同的货币乘数在统一的存款准备金率作用下就会拉大不同地区间的货币供应量的差距。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化水平和东部地区差距甚大，现金漏损率较高，使得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中西部地区的存款增长能力远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因此，按同一比率缴存存款准备金势必加剧中西部地区资金匮乏的状况，使之在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越陷越深。当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应量减少的幅度要比东部地区大得多；相反，当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中西部地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幅度要比东部地区少得多。

　　（二）统一的调控政策会加剧资源结构性配置失衡

　　一方面，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区域货币化程度的差异导致资本规模和效益的差异，由于资本追逐效益最大化的特性，大量中西部资金会被吸引到资本回报率高的东部地区，从而加剧了本来资金较为稀缺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困难。另一方面，在对银行信贷实行严格的规模控制和进度控制的情况下，一些商业银行面临陡然增大的政策风险和紧缩压力，银行会首先压缩流动性较强的中小企业、农民等弱势群体的信贷需求，而优先满足盈利稳定的大企业资金需要，客观上导致银行信贷继续向大客户倾斜，中小企业、弱势群体、弱势区域的金融供求矛盾也会更加突出。

　　（三）统一的调控政策没有考虑到不同区域和群体的承受能力

　　在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下，东部地区由于具有相对高效的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个渠道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因而对宏观调控有着较强的承受和消化能力，对其经济发展的冲击相对较小。与此同时，由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较低，银行信用仍是中西部地区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本渠道，因而对宏观调控反应敏感且适应周期较长，信贷紧缩等宏观政策往往会对其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就会对不同区域发展产生不同的效果。

　　（四）统一的调控政策会使市场主体行为发生变异

　　以商业银行为例，近几年，商业银行加快改革发展步伐，探索并逐步实施以经济资本管理为核心的市场化经营管理机制。但目前宏观调控中数量型的调控方式，影响了商业银行市场化长效运行机制的实施。同时，与各行正在逐步完善的经济资本管理产生明显冲突，它改变了经济资本管理制度的实施路径，影响了经济资本的回报约束，使银行陷入“两难”境地。这些对银行运用市场化手段调控信贷的能力提出了挑战，也扭曲了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机制，如何在信贷投放中做到既符合宏观调控要求，又能加强经济资本约束，确保不断提高经营质量和效益，成为商业银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作者：  责任编辑：中网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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