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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

作者：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日前，8家A股上市银行2006年年报披露完毕，银行高管年薪均在百万元以上。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以446.18万元年薪居各位行长之首，收入“最低”的是兴业银行(行情论坛)行长李仁杰，年薪为101.4万元。

该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银行高管薪酬高不高的争论。有的朋友说，几大国有银行高管是政府任命的，给他们如此高的年薪等于自己给自己薪水，问题比较多。而且，不能说国有银行业绩好了才给高管这么高的薪水，目前国有银行利润主要来自利差收入和政策扶持，所以给高薪不合适。

高薪是个伪问题

其实，当前大家激辩的银行高管的高薪问题根本就是个伪问题。说是高薪，也许是与普通百姓比。但就算与普通百姓比，100多万元的年薪在如今能算得上高薪吗？要知道，北京大学门口扫地的，一年也能扫出一万元来。而在江浙一带，一个占地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摊贩，其年收入往往也在百万元之多。至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在当前要找个毕业不到3年的大学生作分析员，年薪得在30万元以上。就连那个被媒体报道过的即将倒闭的电厂抄表员的年薪据说也都在10万元以上。作为银行行长，动辄掌管着数千亿乃甚至上万亿元的资产，其能力和水平关乎中国金融业盛衰之命运，责任之重大难以想象，其百万年薪在中国其实顶多算是个小老板(绝对不到中老板)的水平，也许不能算是低薪，但绝对算不上高薪。

事实上，拿行长与普通员工以及小老板们比是不科学的。因为两者不具可比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同质同价，不同质的东西不可以比价。例如，没有人将钻石的价格与普通石头相比。钻石标价是否过高，只能和其他钻石比较，普通石头的价格也只能与其他石头相比较。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恰恰已经分成两个市场，一个是全球竞争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另一个是受制于中国无限供给劳动力因素的国内市场，这两个市场的工资差异是明显的。其中，普通员工拿的是国内市场的工资，其工资水平是否合适主要参照国内劳动力市场水平。至于高管以及银行中的某些属于“钻石”级的“国际级人才”，其工资也是“国际”的，要直接与国际市场看齐。比如，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曾经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他在所有的行长中工资最高，年薪达到995万元，相当于中国本土出身的银行高管的数倍，中国银行(行情论坛)董事会秘书杨志威更是以561.8777万元的年薪，成为超过本行董事长年薪的董秘。然而，他们都是标准的从“国际市场”上挖来的企业家，其薪酬是否合适，根本不能与普通员工更不能与中国普通百姓比，只能与其他“国际级银行家们”比。而如果我们不给出“国际级薪酬”，凭什么把人家挖来？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是一个“弱者恒弱、强者恒强”的市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可以拿国际级的年薪，没有国际竞争力的人不得不和本国其他人去竞争一个低报酬的工作。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劳动力市场的规则。

来自市场的薪酬压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包括金融业在内越来越多的行业进入到全球竞争。全球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中国银行业要想和跨国银行一争雌雄，必须找到一流的银行家，与此同时，还必须确保自己的核心人才不被跨国公司跨国，这使得国内本土出身的银行高管和重要专业人才的工资也开始比照跨国银行，扶摇直上。

为什么国企领导人的工资越来越突破“14倍”的极限，就是因为市场的压力。比如，国资委早就发现，2001年时外资企业的中国籍CEO的平均年薪就已经超过160万元，这让国企领导人心理难以平衡，不仅高管，就连中层员工也在外企的竞争下不断出走，有几年大型国企中的科学家、工程师曾减少约17万人。如此趋势持续下去，国企的竞争力就将荡然无存。那个时候，国企竞争失利导致的损失要远远高于聘请高管拿出的几两银子。

也就是说，在劳动力市场上，高管作为特殊职业，其薪酬其实是市场决定，而不是人为决定的。你如果想要实现一流的业绩，你就必须找到一流的行长，而你要想找到一流的行长，你就必须给出一流的薪酬。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薪酬的决定。企业领导人薪酬多少合适？从理论上讲，薪酬不同于工资，后者是对劳动力的定价，而前者是对人力资本的定价；前者相当于产品(劳务)付酬，后者相当于资产定价；对劳动力的定价由人力资源来定，对人力资本的定价由老板或者相当于老板的薪酬委员会来定。从现实上讲，这个问题若放在民企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凡是老板愿给、高管愿拿的薪酬就是市场的“均衡工资”，就是合理的工资，没有任何人敢说个“不”字！也就是说，老板对于高管人力资本价值的“主观评估”就是一切，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比如，陈天桥曾急欲将盛大推向纳斯达克，唐骏一时成为CEO首选，因此就有了陈老板用天价聘唐骏，吸引他从微软跳到盛大，帮助盛大走向世界的一幕。

作者：  责任编辑：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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