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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茅于轼

茅于轼：1929年生于南京，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著名经济学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任哈佛大学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1993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任理事长。现任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兼核心组教授。

最近几年接连发生了一批“问题富豪”落马事件，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这些落马民营企业家都是“非法”起家的，那是不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如此？企业家在转制过程中的“原罪”是有其共性还是个案？

30多年前，全中国没有一个富人。那时，北京只有唯一的一辆私人小轿车——周总理特批给梅兰芳的。然而到了今天，全国有近千万能买得起小轿车的富有阶层。

于是不少人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累起这么多财富，不靠剥削，没有不正当收入，怎么可能？因此，就这样产生了大家经常议论的企业家第一桶金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讨论背后可能有深刻含义。从宪法修改中要不要列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看，反对者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理由是，害怕把非法所得的财产合法化。

现在宪法中对于公私财产保护的说法显然是有差别的，对私有财产缺乏严格保护，就会给侵犯他人财产留下机会，鼓励人们想方设法侵犯他人已经生产出来的财富，而不是自己去努力生产。这对整个社会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说到底，这还是一个保护财产权的问题。

我不知道企业家的第一桶金是不是都有非法成分，如果要拿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恐怕难免都会有些。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1980年开始颁布并实施，可是当年全国只征收了16万元，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缴税。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同，前者是人权的平等，它必然造成收入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不同，能力有大小，运气有好坏。后者是经济的平等，它必然有人权的不平等作后盾，只有强制性地压制优秀分子才能做到经济上的平等。经过20多年的试验，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转制到市场经济，效果果然不错。

既然如此，我们就得接受经济上的不平等。市场是变化多端的，几年之内集聚巨大财富是完全可能的，当然反之一夜之间从富豪变赤贫也有可能。为了减少这种差距，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还有社会保险的安全网。这是在现实世界中，比较能够接受的制度安排。

对民营企业家的偏见，在西方国家里是不存在的。企业家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有人愿意当政府官员，有人愿意当大学教授，也有人愿意当电影明星，各有各的志趣。绝没有人认为当了企业家就变成了剥削者，就要被另眼看待。

难道社会不需要企业家吗？当然不是。只是现在中国好的企业家太少！

设想一下，如果社会上没有了企业家将出现什么情况？那时劳动、资本、技术、市场不能合理地组合起来，就业马上就会出问题，经济将停止增长，那是十分糟糕的。企业家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社会不可缺少的职业。

企业家当然要守法，即使在转制的过渡期，虽然法制有许多矛盾，存在不完善之处，但也要尽量做到守法，绝不可以故意违法，钻法律的空子。企业家特别要注意不可侵犯他人的权益，不可借钱不还，不可搞假冒伪劣，不可拖欠工资和货款，尤其是不可欺压工人，剥夺他们的休息时间，强令加班加点，或者在恶劣的环境中劳动。

上面提到的问题，目前看来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解决，它远比笼统地讨论剥削、合法性等问题重要得多。

现在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看法——近年来问题企业家太多，如周正毅等。但我有自己的看法，周正毅等人根本不是企业家，而是一批胆大妄为的骗子，和赖昌星差不多，根本不懂法律，但脑袋特别灵活，善于钻空子，结果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坏事。

但是光凭他们这点能耐，什么大事都干不成。他们是撬动了掌有大权的政府官员，进行官商勾结，钱权交易，才能为所欲为，达到他们那些低级趣味的人生目标。他们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怪胎，和企业家根本不搭界。

仅仅因为出现了周正毅事件，就去怀疑全国的企业家，这种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做法，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像维护工人农民权益那样地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当然，它有前提条件，那就是遵纪守法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功臣，他们不但没有原罪，而且在逐步的改革中建立了伟大的功勋。大家知道，改革开放20多年来，他们对国 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社会主义国家，所有人的权益都应平等地受到重视和保护，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上正轨，避免动乱，实现和谐持续发展。

作者：  责任编辑：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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