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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伯特.威德(Robert Wade)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2007年4月9日 星期一

我不断翻查文献，试图找到有关答案，能够解释中国和印度的投资/GDP数据反映的问题。人们的标准理解是，“强有力的”产权体系对经济发展最为重要——诺斯(North)和德?索托(de Soto)等人就持这一主张，那么数十年来，中国是怎样支撑其超高比例投资的呢？

之所以出现这一困惑，是因为没人会说中国的产权体系已接近“强有力”的标准水平。不过，中国的产权体系显然是有效的。实际上，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可能还要往后延续），台湾也曾出现同样令人迷惑的现象：按西方的理解，那里的正式产权体系单薄，但其投资比例很高，而且维系了很长时间。另一方面，印度早已拥有一个相当“强有力”的正式产权体系，不管是中国大陆抑或台湾都远不能及，但印度的投资却较低。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匿名”银行业务（在不必出具身份证明的前提下合法开设银行账户）是解开中国这一谜团的重要答案之一：中国政府官员难以确认谁拥有他们可获利的资源。但我怀疑，这可能并不是关键所在。中国产权所有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以便(a)出售、赠予或类似手段来处置物产，以及(b)阻止其他人剥夺他们的所有权主张吗？对于精英群体、工人和农民来说，答案大概会有所不同，因为工人和农民利用这两者手段的能力远远不如精英团体。

中国的优势在于工业，而印度则是服务业。卡尔多(Kaldor)增长“定律”之一表明，较高的工业产出增长，会带来非工业（包括服务业）生产率的较高增长。但服务业产出增长相对较高，却不会对工业生产率增长产生同样的推动效应。

如果这一“定律”成立，那么中国和印度在专业领域的差别，将对中国的长期增长优势有利，包括其服务业的增长。于是，问题出现了：就中国、印度(Chindia)这类国家而言，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或反驳卡尔多的命题呢？马丁表示，“从中期看，很难找出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明显制约的因素，……(但)如果不能坚持改革，也将十分危险。”至少在未来数年内，中国极易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

在电子、汽车和其它几类行业上，中国已出现大量“过度积累”的迹象，在建造环境（例如机场）方面也不例外。从中期看，中国对内部需求扩大的依赖，可能远大于目前对外部需求扩大的依赖。这种转变可能需要实施汇率管控和资本管控等措施，理由包括保护不良资产负担极其沉重的银行体系，但这些都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义务和西方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

这种转变可能“需要”这些管控手段；但“经过洗脑的一代人”（说法比较粗鲁）——那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MBA们和经济学博士们，可能会极力反对这些手段，他们认为，迅速的经济自由化和彻底消除各种社会控制是前方的唯一道路。马丁说“如果不能坚持改革，也将十分危险”，或许是要认可这种观点。但鉴于中国目前的增长和投资速度如此之快，为何不保持一段时期的政策稳定呢？

还有一条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爆发内部矛盾的可能性已非常巨大。过去25年中国出现的无产阶级化，其规模远超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由于取消了先前的国家保障措施，数亿工人正生活在典型的无产阶级状态下。目前中国国内的资产阶级正在稳步发展（早些时候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依赖，曾遏制了这种势头），如今他们正尽其所能地改变国家政策，使其更符合自身利益，就好像1911年和1949年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阶级分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有别于经济学家通常想见的“制约因素”，但尽管如此，这种制约是真实存在的。    (C003)

作者：  责任编辑：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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