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央行和农行总行方面旋即否认了农行分拆股改的传言，但作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唯一一家尚未进行改制的银行，农行的改革何去何从格外引人注目。现时，距央行副行长苏宁提出的“争取到2006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仅剩下半年时间。而只有农行的股改完成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才能算得上成功。

　　“分拆”之惑

　　这份引起各方强烈反应的“分拆方案”具体内容是:取消现设于北京的农行总行，以省为单位设立总行，将农行地方化。这样的改革思路，据称最大好处是:农行的巨大历史包袱将由省市区与中央共同承担，以调动地方支持农行改革的动力。

　　对这一传言，农行总行方面表示，目前农行是国内网点最多，员工最多，网络覆盖面最广的国有商业银行，国内总资产已超过5万亿元，列同业第二位。对如此庞大的系统进行分拆很难操作，潜在风险不可低估，这类消息纯属误导公众。

　　农行有关人士表示，从国家战略利益和农行实际情况的角度考虑，省域分拆的可操作性存在很大风险。风险主要表现为:会严重削弱中央政府调控农村金融的能力，加剧农行局部地区经营风险的集聚;以及会极大削弱农行的整体竞争优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各省农行之间，无论是系统性资源的共用，品牌共享，还是产品和业务代理，又或是联合为客户提供服务，都不可避免会发生大量关联交易。这对农行股改后准备公开上市极为不利。

　　分析人士也认为，如按此方案分拆，一下子产生出30多家的省域银行，再由中央汇金公司逐一完成注资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如此一来，农行股改的速度有可能不增反降。同时，由于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各级农行、金融监管部门等多个部门机构参与，相互之间的利益协调将会非常困难，而30多家银行法人也会让人力资源有限的汇金公司难以控制。

　　而中国农业银行总行营业部高级经济师何志成则认为，农行按省分拆，让地方政府参与农行股改，就有可能演变成一场争夺金融资源的“战争”。“在中国，金融的诱惑力太大，谁都想拥有金融话语权，特别是那些希望分享金融资源的地方政府。”他说，现在不少地方政府的惯性思维仍然是资源推动型的发展观，通过金融和政府力量帮助企业获得廉价资金，并通过资金去掌握土地和项目，就能使自己这个“点”获得比别人更快的发展。但这样做的后果已有大量教训:即GDP虚增、利益向个别“点”上集中，银行坏账剧增、环境被破坏等。

　　日本的金融体系也是一个负面的例证。日本中央政府拥有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邮政储蓄银行，每个县还平均有2.5家地方政府掌控的商业银行，其中超过3家地方银行的县有18个之多。由于历史原因，地方政府深深介入这些地方性银行，从选派经营者到直接安排贷款，结果是不良贷款越来越多，40%处于亏损状态。

　　“现代金融的特点之一是政府组织和官员远离金融，既不要金融机构的所有权，更不要经营权，对金融或货币流的平衡主要靠政策引导，而不是直接参与。为什么这样做？政府参与金融的危害极大。除了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风险)之外，政府与金融关系‘暧昧’最终会毁了金融。”何志成说。

　　有观察家也指出，金融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在计划经济时期把货币当作“老虎”看待不无道理，如果赋予地方金融权力过大，是否会带来金融风险等，值得思考。就像一位农村金融专家所说，将农行地方化或许不是好办法，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地方政府管理金融很难取得成功。

　　实际上，在银监会今年2月发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有两条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向银行投资入股。而如果不能入股，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农行的股改，帮助承担农行巨大的历史包袱？此外，在该办法中还强调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一下多出30多家省级银行一起引进外资，实际可操作性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了解中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专家认为，如果进行分拆，将给农村金融服务带来严重问题，比如:在汇兑方面，县以下为农村商品流通进行资金汇兑服务的主要依靠农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汇兑功能基本上出不了省，全国性资金汇兑基本上由农业银行进行或代理。

　　此外，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农行内部各分行之间的实力也相距甚远。实际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农行的业务开展并不比另外三家国有银行差。据记者了解，在苏州，农行的经营业绩就位居四大国有银行之首。但是，农行在中西部、东北地区的分行甚至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在目前的整体框架下，这些效益很差的分行还可以依靠农总行的内部资金转移支持得以生存，分拆之后农行将不再拥有国有大银行的招牌以及内部转移支付渠道，经营困难的省级分行实力将大大削弱。